1958年10月的一天清晨，西湖的薄雾才刚刚散去，杭州省委大院里却已热闹起来——周建人正式走马上任。七旬老人的脚步不快，却稳；身边没有随员簇拥，更没有耀眼排场。刚到办公室，门卫通报：有位自称亲戚的先生在外等候。周建人微微皱眉，示意请进。对方进屋开门见山：“表哥，当了省长，身边总得有个管账的，我愿意留下效劳。”老人听完哈哈一笑：“我们就两口人，买菜都记不满一张纸，你以为我是国民党的官？”一句轻飘飘的玩笑，把对方打得无言，只得讪讪离去。
这份不拿官做交易的倔劲，周建人早在十年前就露过端倪。1948年底，上海南昌路一场“寿宴”悄悄举行，桌边全是陌生面孔，气氛比冬夜还冷。孩子们举杯祝寿后被送去睡觉，客厅里才响起低声交谈。那不是庆生，而是一次秘密动员会：冯雪峰奉党中央之命，安排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了掩人耳目，周家对外宣称摆寿席，连鲁迅夫人许广平都暂时蒙在鼓里。
寿宴过后，周建人夫妇带着三个女儿假托“绍兴观光”迅速离沪。途中用得最妙的，是王絮随身备好的六卷布带。过山东时，队伍改乘大板车，道路坑洼，行李摇摇欲坠。王蕴如灵机一动，把布带绑在车帮，众人才没被颠下车。后来说起这桩小事，王絮总笑：“带子图个吉利，没想到真救急。”
北上旅程走走停停，直到保定才揭开最后一层面纱——同行那位自称“校官”的旅伴其实是地下工作者。从此，周建人对党的信任再无保留，同年秘密递交入党申请，身份却一直雪藏，连家人都不知情。
周建人的底色，早在少年时期便已打牢。1905年，鲁迅离家求学，家庭重担落到17岁的三弟肩头。绍兴僧立小学缺人，他一人兼校长与教师，一边教书一边自学植物学。鲁迅从日本寄来一摞摞专业书，“你没条件出国，就在家把书啃透。”周建人照做，加夜工，抄笔记，硬是把自己练成半个植物学家。
辛亥风雷起，他同兄长冲进街头剪辫，迎王金发部队进城。民国初年，他在课余做科学考察，也写批评文章；批评对象从地方顽固势力，到北洋军阀，再到国民党高层，炮火越来越猛。1921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后，受沈雁冰等人影响，开始系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急转。有人问：“教育家干嘛掺和政治？”他冷冷一笑：“植物也讲生存竞争，人怎么能回避社会斗争？”
1930年代，周建人加入中国济难会、民权保障同盟，配合鲁迅向外界揭露国民党统治弊端。瞿秋白被捕求助，两兄弟四处奔走未果，最终只能痛失好友。血的教训使他更加确信“中国要换天”。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周建人同数十位民主人士联名上书，要求停火谈判。有人劝他低调，他偏偏加码，把名字排在第一位。一纸公开信，让他登上国民党黑名单，却让共产党坚定了“可以托付”的判断。
1949年春，他分批抵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周建人站在人群最后一排，没有勋章，也没有镜头，但他心里清楚：自己总算选对了路。
新中国成立后，他婉拒多种职务。中央几次挽留，北京备好住房，他却主动退掉：“人在杭州办公，留京房算什么道理？”随后又说服王蕴如辞去高教部“铁饭碗”，专心持家。朋友惊诧：这么多年革命，终于有了稳定待遇，何苦？周建人回答：“公家的钱不是自家米缸。”
省长任上，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跑基层。舟山渔民反映柴油紧缺，他站在码头连问七家供销社；衢州百姓担心征粮过重，他拉来县干部，逐条翻账。参会时，他常带旧笔记本，封面磨得发白，备注行密密麻麻。有人调侃：“省长像调查员。”他摆摆手，“摸准情况，才好开方。”
1962年，女儿周晔大学毕业，无人安排。周建人写信给柯灵：“小孩子想去上海找工作，看能否帮留意。”柯灵几乎不敢相信：省里一把手，竟向自己这名普通文艺编辑求助。信件存档至今，依旧能看出写信人字里行间的质朴。
1978年，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面对越来越高的职务，他数次申请退休。1980年9月10日，常委会批准，他终于松口气。离职第二天，他把公家配车钥匙交还，总务处劝留，他摇头：“坐公交也能到家。”
1984年7月29日，周建人在北京病逝。遗体按其遗愿捐给医学院，骨灰撒入海中，家属谢绝一切花圈。老人的一生，没有豪华寿宴，却留下清白账本；没有耀眼头衔，却写下坚定注脚。他笑对亲戚那句“帮衬一把”，既是警醒，也是自我声明：共产党省长与旧官僚隔着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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