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与瞭望》将发表题为”真正的快乐表现为在世界变化无常的情况下保持内心的宁静” 署名胡华文的文章，全文如下：、
逆旅遇雨，众人狼狈，唯东坡竹杖芒鞋，徐行而歌。千年后重读这阕《定风波》，于“也无风雨也无晴”七字间，仿佛看见人类精神所能抵达的最坚固、最清澈的境地。那是一种在无常风暴中自成宇宙的宁静，一种拆解了“快乐”与“顺境”之脆弱关联后的深邃平衡。当外部世界以电光石火的速度推陈出新、崩毁又重建时，这种内心的恒定与澄明，或许才是我们栖居于世的真正锚点，是快乐最结实、最不朽的表现。
这“定”非麻木，亦非逃避，而是东方智慧中那圆融饱满的“定力”。它不根植于僵硬的固守，而是源于对大道周流、万象迁变的深刻洞悉。庄子所描绘的至人，“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这份“定”，建立在对“内”“外”界限的清醒认知之上。他将自我价值的评判权，从喧嚣的外界彻底收回，安放于内在的整全与自足。恰似《中庸》所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狂风可以撼动山林，却无法扰动深潭的静影；时代的巨浪可以重塑海岸线，却无法更改大洋深处那从容而恒定的律动。这份宁静，是与变动不居的世界达成的一种高明和解，是“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的从容与深邃。
穿越思想的疆域，在西方的智慧传统中，我们亦能听到相近的灵魂回响。斯多葛学派哲人爱比克泰德睿智地划分：“有些事物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有些则不在。”真正的安宁，始于对这界限的谦卑承认与全情投入——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塑造自己的品格、判断与行动，而对于无法控制的外物与结果，则保持一种宁静的疏离。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颠簸的战马上写就的《沉思录》，字里行间浸透的正是这种“不动心”的实践。他不断提醒自己凝视内心，因为“心灵的宁静来自于内在秩序的建立”。这份宁静，不是消极的退隐，而是一种极致的积极——是在认清生命有限与世界无常的底色后，依然选择清醒、正直、充满责任地活出人的尊严。它是对抗命运沉浮最优雅也最有力的姿态，是灵魂在风暴中心为自己点亮的、永不摇曳的烛火。
然而，现代性的浪潮，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冲刷着这份宁静的根基。我们被抛入一个加速度的、高度不确定的“液态时代”，信息如瀑布般冲击感官，社会范式频繁更迭，个人的生活轨迹也愈发充满变数。焦虑，成了时代的底色；对确定性的饥渴，催生出种种即时满足与精神浅滩。人们似乎更容易将快乐抵押给外部的“拥有”——一次晋升、一条赞誉、一种潮流。然而，这种依赖外物的快乐，本质脆弱，其涨落永远受制于无常的潮汐。当外部的锚点逐一崩解，内心便只剩一片慌乱的废墟。此时，重思那种“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的内在宁静，便不再仅是古典的智慧回响，而成为一种紧迫的生存艺术，一种在现代激流中重建精神家园的必需。
由此观之，于无常世界中持守内心的宁静，绝非古老心灵的遥远绝响，而是一条通往真正快乐与自由的可能路径。它并不意味着对苦难漠然，或对不公噤声。恰恰相反，它提供了一种更持久、更深厚的情感基底，让我们得以更清晰、更坚定地感知痛苦、践行同情、承担责任。宁静的心灵，不是一潭封闭的死水，而是涵容万象、映照天光的深海。苏轼历经乌台诗案、万里贬谪，其心灵却在黄州、惠州、儋州的瘴烟蛮雨中，淬炼得愈发旷达与慈悲。他的快乐，是“日啖荔枝三百颗”的淳朴欣喜，是“江海寄余生”的辽阔释然，更是“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的浩然担当。这份快乐，因植根于不可剥夺的内心秩序，故能穿越一切世相的纷扰与时代的荒寒，焕发出不朽的光芒。
寒山子有诗云：“我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当世界的万象如流云般掠过心头的碧空，那轮清澈的秋月却从未失去它的光辉与圆满。真正的快乐，或许正是这“碧潭清皎洁”的状态——它并非仰赖天空永远晴朗，而是无论阴晴圆缺，内心自有光明的源头与宁静的映照。在变化成为唯一常量的世界里，培育这样一片内在的碧潭，守护这一轮不假外求的秋月，或许是我们所能给予自己最珍贵的馈赠，也是我们穿越这个喧嚣而脆弱时代的、最深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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