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大部队鱼贯进入上海西藏中路。人群中,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撑着油纸伞,躲在弄堂口静静张望。她的代号叫“柳絮”,真实姓名李云。那天,她悄悄把一部短波电台埋进墙缝——自此再也用不到了。多年后,她常说:“那一刻,我总算可以松口气。”

时针拨到2011年6月1日上午九点,华东医院八楼的病房区突然安静下来,一位身着便装的少将迈步而来——毛新宇。医院方面把他请进会议室,门刚掩上,毛新宇已抢先开口:“老人家,还记得‘柳絮’这个名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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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躺在病床上的白发老人露出笑意,用有些沙哑的声音回答:“记得,当年任务多,外号多,可总忘不了那两个小家伙。”说到这里,她抬手轻轻拍了拍毛新宇的手背,“你们毛家跟我有缘哪。”

毛新宇握紧老人的手,声音低下来:“您救下了我伯父和父亲——我们全家都欠您一条命。”这一句话,似乎把时光一下拉回七十多年前。李云闭目片刻,慢慢开始回顾那段尘封已久的经历。

1915年7月,李云出生在苏州一个佃农家庭。小学尚未毕业,兵荒马乱逼得全家挤上乌篷船逃到上海。卖苦力的父亲给她省下学杂费,她第一次听老师在讲台上提到“马克思”这个名字。十四岁加入共青团,十五岁正式成为中共党员。

1931年,她被调入中央特别行动科。这个部门规矩森严,出门只认暗号,夫妻见面也不能谈公事。李云机灵,办事果敢,很快成了“情报交通线”上的重点培养对象,与徐强搭档执行多起绝密任务。

1932年3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酝酿第四次“围剿”。李云利用兵工厂勤杂工的身份摸进河南军营,拿到完整作战计划与密码本。夜里,她和徐强把情报浸进米汤,写在古书夹层,再由地下交通员辗转送出。红军指挥部提前获悉敌军动向,第四次反“围剿”最终扭转被动局面。毛泽东在电报里两度提到“南方女同志李某 功不可没”。那年,她才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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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局势急转直下。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被严重破坏。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三名子女被陆续转移至上海郊外的大同幼稚园,却因经费断绝,幼稚园被迫解散。幼子毛岸龙染病去世,兄弟毛岸英、毛岸青不知所终。

中央特科只剩少数骨干留沪。临撤离前,负责人把一纸命令交给徐强——“务必找到两个革命烈士子弟,生死不论。”徐强深知责任重大,立刻找到李云:“这活儿,只有你我能成。”

搜寻从1935年盛夏开始。上海滩难民成群,线索寥寥。李云背着装满烂铜板的小布包在各个庙口、码头、粥摊打转,用给孩子买粥的方式套话。整整四十多天,毫无进展。她私下跟徐强苦笑:“像是大海里捞针,连根线也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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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傍晚,城隍庙外突然暴雨倾盆。粥铺屋檐下,两名衣衫褴褛的男孩默默盯着锅里翻滚的白粥。李云递过去两只粗瓷碗,孩子狼吞虎咽,仍不吭声。粥铺老板叹气:“这俩娃守了三天三夜,连个名都不讲。”

李云蹲下轻声试探:“小弟弟,从哪里来的?”年长的孩子抿嘴不语,较小的那个却怯怯冒出一句:“湖南……韶山冲。”一句方言腔的“韶山冲”,让李云心头猛跳。她把两人带回租界秘密住所,用温水给他们洗脚,又找来干净棉布缝成汗衫。半夜里,孩子终于透露:母亲叫杨开慧,外公姓杨。几乎同时,江西苏区收到密电,“目标找到”。毛泽东在回电中只写了五个字:“全力妥善安置。”

随后,中央再度安排路线,将兄弟二人化名送往海参崴,再转莫斯科郊外的国际儿童院。临行前,李云在船舷塞给哥哥一只小竹哨:“别怕,风大就吹哨。”毛岸英用力点头。船舶汽笛拉长,夜雾渐浓,那只哨声在黄浦江面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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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岁月里,李云保持沉默。抗战、解放、建国,她先后在上海公安局、华东军区保卫部门任职,从未主动提过那段往事。身边同事只知道她档案上写着“特科老成员”,再无细节。

到2011年,李云因心脏问题住进华东医院。毛新宇赶来探望那天,她捋了捋花白的发丝,语气平静:“保密期限已过,组织不再要求守口如瓶。”然后,她用了半个小时,把当年搜寻的始末说得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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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新宇离开病房前忽然想起一事,掏出一个精致银哨,轻轻放在老人枕边:“这是父亲一直留着的,你当年给的那只。”李云微微颔首,目光在哨子上停留片刻,没有再说话。

两年后,2013年8月16日,李云在睡梦中安然离世,享年九十八岁。她的档案里多了一行小字——“曾协助解救毛岸英、毛岸青”。除这一行,再无更多笔墨。对许多人而言,她仍是一位普通老人;对毛家,对中共隐蔽战线,她却是不折不扣的关键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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