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那个夏天,上海滩闷热要命。

在一间并不显眼的寓所里,收音机正滋滋啦啦地播报着志愿军归国的名单。

本来这是个普天同庆的大喜事,可屋里那位年过半百的大妈,听着听着突然脸色煞白,跟疯了似冲向门口,嘴里一直在念叨:“回来了?

都回来了?

那我的岸英呢?”

旁边的工人员实在瞒不住了,只能硬着头皮告诉她那个藏了三年的真相——毛岸英早在1950年就牺牲了朝鲜战场。

这一刻,这位当年在长征路上替伤员挡过炸弹、被称为“双枪女将”的铁娘子,彻底垮了。

她瘫在地上,哭得那个惨啊,旁人听了都掉眼泪:“他可是我的儿子啊!

怎么连封信都没给我留就走了…

看到这儿,估计不少朋友会愣一下:咱们都知道毛岸英的亲妈是杨开慧烈士,这贺子珍咋反应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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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说是“我的儿子”?

这事儿吧,真不是一句“继母”能解释清的。

原来有一种痛,叫作你以为他还活着,其实他已经走了三年。

咱们把时间倒回去,回到1937年那个冷得刺骨的冬天。

那时候在延安,贺子珍的日子其实过得很拧巴。

很多人觉得她去苏联是因为“负气出走”,是因为跟史沫特莱那些外国记者吵架,或者是为了取身体里的弹片。

其实说白了,这些都是导火索。

真正的原因,是那种要把人逼疯的“自尊心”。

她太想进步了,太想把身体治好重新上战场了。

这种倔脾气一上来,谁也拦不住。

哪怕毛泽东那封挽留信写得再恳切,那块用来洗伤口的手帕包得再细心,她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时候她哪里知道,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到了1938年的莫斯科,贺子珍傻眼了。

哪有什么医学奇迹啊,苏联医生看了一眼X光片就直摇头:那十几块弹片早就跟肉长在一块了,根本取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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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疼还在关键是心里空啊。

就在这会儿,老天爷给她开了扇窗——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当时正好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

刚见面那会儿,场面其实挺尴尬的。

这两兄弟在上海流浪过,吃过苦,看人的眼神跟小狼崽子似的,充满了警惕。

在他们眼里,眼前这个干练的高瘦女人,不过是父亲无数个“战友”里的一个。

但贺子珍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当时她刚在莫斯科生下儿子“廖瓦”,母爱正泛滥呢。

她也不管孩子认不认,直接上手照顾。

要知道,那时候大家都穷得叮当响。

贺子珍每个月的生活津贴只有70卢布,这点钱在莫斯科,大概就能买几块黑面包。

可她硬是从牙缝里省钱,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给岸英哥俩买点水果糖、买点牛奶。

一到周末,她就把兄弟俩接回宿舍。

也不说教,就弯着腰给他们洗衣服,那堆脏得发硬的袜子,她一件件搓。

这种实打实的关怀,是装不出来的。

人心都是肉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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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岸英捧着贺子珍递过来的热茶,看着这个“后妈”忙前忙后的背影,那层心防终于破了。

从那以后,他们开始喊她“贺妈妈”。

这声妈,叫得比亲妈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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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母爱不需要血缘证明,只需要一碗热腾腾的土豆汤。

可是啊,麻绳专挑细处断。

1938年深秋,贺子珍的小儿子“廖瓦”得了肺炎,没救回来。

紧接着,1939年,国内的一封信寄到了莫斯科,婚约解除了。

没了孩子,也没了丈夫,贺子珍这下是真崩溃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感人的一幕发生了。

本来是被照顾的岸英和岸青,反过来成了贺子珍的“小家长”。

每到周末,哥俩准时来报到。

他们很默契,绝不提国内的事,也不提父亲,就变着法儿逗贺妈妈开心。

岸英有次趴在贺子珍膝盖上说:“贺妈妈,您别难过。

我们也是没了妈妈的孩子,以后我们就是您的亲儿子,给您养老。”

这句话,就像一根救命稻草,把贺子珍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后来苏德战争爆发,日子更难过了。

为了养活岸英、岸青还有刚送来的女儿娇娇(李敏),曾经那个骑马双枪的女英雄,彻底变成了个“农妇”。

莫斯科的冬天零下几十度啊,贺子珍就在楼下开荒种土豆。

晚上为了省电,她在昏暗的灯光下织毛衣、纳鞋底。

李敏后来回忆说,那时候虽然穷得只吃得起土豆,但因为有贺妈妈在,那个冰窖一样的异国他乡,竟然有了家的热乎气。

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异国他乡,他们就是彼此唯一的体温。

这种苦日子一直熬到1947年。

中间还出了个大乱子,因为娇娇生病的事,贺子珍跟保育院吵翻了,结果被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头发都被剃光了。

那是她人生最黑暗的时候,而那时候岸英已经参军去打仗了,岸青也在上学,一家四口散落在天涯。

直到后来王稼祥夫妇帮忙,贺子珍才带着岸青和娇娇回到哈尔滨。

虽然回国了,但因为各种原因,她去不了北京,只能留在东北,后来又去了上海。

虽说人分开了,但心一直连着。

岸英回国见到父亲后,好几次提议要把贺妈妈接到北京养老,可惜那时候情况太复杂,这事儿一直没成。

谁能想到,1950年那一别,竟然就是永别。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吧?

为什么贺子珍听到岸英牺牲的消息会那么痛?

因为在莫斯科那漫长的十年里,他们不仅仅是母子,更是战友,是那个绝望环境里唯一的依靠。

岸英走了,等于把她生命中最艰难岁月里的那个见证人给带走了。

1954年,当贺子珍终于确认了这个消息后,身体彻底垮了。

从那以后,她经常对着窗户发呆,一坐就是半天。

这位当年在井冈山上叱咤风云的女红军,没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里,最后却在无尽的思念中,慢慢耗尽了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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