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3月，北京中南海小礼堂里灯光柔和。毛泽东得知陈士榘到来，放下茶杯招手示意。短暂寒暄后，老人家忽然问：“井冈山上的那些老弟兄，还剩几人？”陈士榘略一思索，答道：“二十来个。”一句平静的数字，让主席沉默良久。外人难以体会，这两个经历血与火淬炼的老人，在那一刻心底翻涌的，是共同走过半个世纪的生死情谊。也正因为这种情谊，二十一年后，当病榻上的陈士榘被妻子问起“此生最爱谁”时，他脱口而出的不是亲人名字，而是“毛泽东”三个字。
时间拨回至1927年秋。湘赣边界的山路崎岖，年轻的陈士榘随工农革命军向茶陵县进发。枪声夹杂着山民的呼喊，他第一次领兵独立作战，用不到一天便攻下县城。次日清晨，火气未散的街巷里，陈士榘在墙角写下八个字——“阶级斗争，服从组织”——这既是誓言，也是他往后几十年行动的基准线。
井冈山时期，他被编入朱德、毛泽东麾下。黄洋界炮声隆隆的夜晚，弹片划破树冠，陈士榘带着一个排守在制高点。粮弹紧缺，他用麻绳拴石块假装手雷，高喊“全体投弹”，竟让敌军误以为埋伏重重，三番两次退却。那场仗结束后，朱德笑称：“这小子脑袋里有主意，别只把他当步兵用。”
脑袋里的主意，很快在长征中派上大用场。1935年3月，中央红军需要第三次渡过赤水河。河水湍急，岸壁陡峭，原有铁索桥被炸得只剩残桩。陈士榘勘察地形后，决定征集盐船搭浮桥。运盐人家起初顾虑重重，他干脆搬来自家仅剩的两袋谷子置于船头，说一句“命都押上了，还怕船吗”。盐船最终整齐排开，浮桥一夜成型。红军渡河成功，引出敌军火力西移，为后续“四渡赤水”赢得主动。多年后提到这座桥，陈士榘只淡淡一句：“木料、船只、茅台酒，都是老百姓给的，没有他们哪有浮桥。”
抗日爆发，八路军115师343旅在山西展开游击。1937年11月，忻口以北的广阳镇薄雾弥漫。日军辎重车队正沿土坡缓行，突然遭伏击。陈士榘指挥部队截断敌纵队，形成“瓮中捉鳖”。一名日军军曹藏身粮囤，被他亲自擒下。这是八路军活捉的第一名日本指挥官。战后统计，343旅击毁车辆百余辆，却仅伤亡百余人，避其实、击其弱的思路贯彻到底。
解放战争结束，新中国百废待兴。陈士榘调入工程兵部队，分管大型国防工程。1958年，他率队进入戈壁深处的马兰，当地冬天最低气温零下三十摄氏度。工程图纸紧贴胸口防止被风刮走，地面冻土用火烤半小时才能插下钢钎。有人劝他回北京办公，他摆手：“帐篷里照样签字，工程在一线，指挥所就得在一线。”六年间，马兰基地拔地而起，为后来的核试验奠定根基。如今基地纪念园仍保存着他的临时工棚，上面悬着一句话——“工程兵就是开路先锋”。
文化大革命中，陈士榘被列为“井冈山系统”重点观察对象。1971年军委调整，他本可高升，却当面向叶剑英请辞：“枪林弹雨走过来，自知几斤几两，别把我推到聚光灯下。”后来有人议论他不思进取，他却在日记里写下：将星和山头都靠不住，打过的仗、修过的桥，这些才是留下来的东西。
1995年7月，北京酷热。住院部病房里，陈士榘呼吸微弱。妻子李峥靠在床沿低声发问：“此生最爱的人是谁？”老人眼皮抬起，目光清晰，吐出三个字：“毛泽东。”语毕，他慢慢阖眼。按照遗愿，骨灰分作两半，一半撒在井冈山竹林，一半撒向马兰戈壁。没有仪式，没有挽歌，只留一纸交代——“把我放回打过的地方”。
从茶陵县第一面红旗，到马兰戈壁最后一抔黄沙，陈士榘把军人生涯拧成简单两字：服从。但在“此生最爱”这个问题上，他给出的答案却是旁人难以想象的坦率。或许，走过风雪与炮火后，能够被他称作“最爱”的，只剩那个与自己并肩开山辟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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