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4日，北京郊外的雪仍未融化。韦杰的遗体告别仪式刚结束，灵堂外停着一辆车号A12-1700的黑色奔驰250——这正是他最后的“坐骑”。半天后，司机把车钥匙交到郭毅手里，老人只是看了看，随即说：“明天送回成都军区。”说这话时，她的声音并不大，却让在场的警卫员愣了神，随后小声嘀咕：“连首长夫人都不用，那这车谁敢坐？”
第二天一早，军区车队在机场接到奔驰时依旧吃惊。管理科的同志劝她留车：“您是副大军区级家属，完全可以继续用。”郭毅摇头：“规矩不能改。我一个家属，没资格配这么好的车。”几句对话，便定下了这辆250的去向。那年头，奔驰在国内街面屈指可数，能配车的人更是寥寥，可在老将军的家风面前，“稀罕”二字反倒成了负担。
车被交回的消息不胫而走。军队内部对韦杰的清廉早有共识，却很少有人想到，他的家人也能如此决绝。成都军区政治部后来内部讨论这事，一位老干事感叹：“这车真没人坐得稳当。”
奔驰的故事，只是韦杰严谨作风的一个侧面。早在1958年他就以副司令的身份带头“下连”，住土坯房、吃大锅饭，与小战士同样训练。同年部队试行苏式船形帽，连队普遍抵触，他在操场上对战士说：“咱们一起戴就精神，谁也别嫌丑。”一句玩笑化解尴尬，全连第二天自觉整装集合。基层干部事后回忆：那是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平等”二字。
对待交通工具，韦杰同样强调节约。上世纪七十年代，成都军区统一配发“大红旗”，司机嫌油耗高，私下抱怨。韦杰听见后，当即换成二手达特桑。1979年去省委参加会议，赵紫阳见他挤在小车里，直皱眉：“副司令坐这车？”他只是笑道：“省油。”不久省委硬塞来一辆奔驰，但韦杰并未长用，最终还是在北京治病期间，由于接送探视人员才偶尔出动。
真正让官兵敬畏的，还是他对家属子女的要求。1962年，他给在外地上学的三个女儿各写一封信，足足六页纸，不谈地位，不讲荣誉，只讲“别仗势”。孩子们回家探亲的第一晚，一定要被叫到书房谈半小时，主题永远是自律。几十年下来，韦家八个子女无一违纪，成了军区内部“最省心的一家”。
然而节俭并不意味着固执。1985年春，他带着中央一号文件回广西调研，连续跑了河池六个县，调研笔记密密麻麻记录了合作社的产销数据。彼时他已经咳血，却仍坚持走基层。家人劝他等天气转暖再出发，他摆手：“文件不能等。”就这样完成了生前最后一次家乡行。
七月下旬，兰州中顾委会议后，他在成都突然感到极度疲惫。检查结果是肺癌中期。转到北京301医院时，他对妻子淡淡一句：“三十年代就准备牺牲，如今七十多，也不亏。”医生见惯生离死别，却很少见病人如此平静。住院期间，他坚持亲笔写信给河池老红军：“遗留问题还得落实。”握笔的手抖得厉害，一页纸写了整整三天。
1987年2月3日深夜，他握住郭毅的手，微微一笑，随后陷入昏迷。凌晨1点54分，监护仪的曲线归于平直。噩耗传出，秦基伟在电话里沉默良久，低声说：“太行山的兄弟，少一个了。”
韦杰骨灰在八宝山安放两年后，郭毅依照遗愿，将一半送回广西东兰，埋在山坳间的松林下。送灵的人不多，只有几位老兵和当地干部。安葬那天，山风很大，松针簌簌落下，无人言语。组织上曾提出补给她一辆公务车，她只要了台伏尔加，几年后又归还。有人问她为何如此较真，她答得爽快：“老韦当年出山时坐的是骡子，不是奔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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