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仲夏的一个夜晚，福州军区某团操场上布起白幕，战士们席地而坐等放电影。月色下，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将军挤到战士堆里，把手中的藤椅推到一边，顺手摘下草帽搭在腿上。炊烟味、汗味、海风味全混在一起，气氛一下轻松了。有人小声提醒：“首长您坐前排吧。”老人摆手，“跟大伙儿一起舒服。”掌声稀里哗啦地响起，这一幕后来在连史里被称作“草帽司令的电影夜”。
现场的主角叫王建安。两年后，也就是1980年7月25日，72岁的他突然在北京家中心脏病发作。妻子牛玉清陪在身旁，电话另一端的子女全在外地，请假往回赶却终究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更出人意料的是，按照遗嘱，家门紧闭，没有讣告，没有吊唁。邻居只看到一辆平平常常的救护车，把遗体接往解放军总医院。儿子接到通知时愣住了，“父亲生前没住过301，没想到去世后竟进了医院。”
把视线拉回到1907年10月，湖北红安的一户农家诞生了这个脾气火爆的孩子。19岁参加农民武装，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血雨腥风里一路干到红四方面军师长。长征期间，战士们形容他“走得快，吵得凶”，有时候前脚还在架桥，后脚已经扯着嗓门跟政委许世友拌嘴。两个人开会拍桌子骂娘，但转身带兵打仗却密切配合，这种“吵归吵、仗照打”的作风为后来部队总结成一条铁规：意见摊牌，不搞暗枪。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各路将领逐渐走上不同岗位。战功赫赫的王建安却栽在自己的血压上。高血压、心脏病轮番折腾，他被强行“休养”了几年。1955年第一次授衔仪式，他因为既无职务又健康欠佳被暂时搁下。毛泽东批语“骄傲自满”，建议只给中将。军委里有人据理力争：论资历、论贡献都该是上将。僵到1956年4月，组织干脆给了他沈阳军区副司令的位子，单独补授上将衔，才算把这笔账结清。
性格直，嘴也直。1975年，身为福州军区副司令的王建安去某海防连检查，烈日下哨兵满头大汗。他当场决定：凡站岗可戴草帽，从后勤仓库领。士兵们乐呵呵地私下给他封了个外号——“草帽司令”。
1977年10月，徐向前元帅找他：“你身体行不行？去部队转一圈，看战斗力咋样。”王建安应声“行”，带着血压计、速效救心丸，跑遍陆海空十几个基层连。回来交了一份火药味十足的报告：“练兵像演戏，真打仗要掉脑袋！”军委采纳意见，全军随后的大练兵被证明对1981年的对越作战相当关键。
话糙理不糙，可批评总得罪人。有干部绕过他给叶剑英写信告状。叶帅把信拍给他看，笑着说：“有人念叨你。”王建安眯眼一笑，“我猜得到，挨批的人呗。”两位老帅就这么把信收进抽屉，风平浪静。军内小道却更怕碰上这位上将，“嘴上不留情，情面不讲价”。
严以律己更严以家人。六十年代物资紧，秘书花高价买来十斤花生油想照顾首长的病胃，王建安批得对方脸通红，“带坏党风”。转头让秘书按议价油价补差价。夫人退伍后想办手续回部队，被他一句“照章办事”挡回。组织多次提议把子女调回北京照顾老父亲，他只回一句：“我没倒下，谁也别动。”这种固执让家里人既头疼又服气。
晚年他几乎绝口不提身后事，却把那句话在电视前说得斩钉截铁：“不搞排场，骨灰撒回红安。”牛玉清听完只点头。1980年那天，老人走得突然，120医生赶到也只是确认死亡。牛玉清按遗嘱，不发讣告、不收花圈、不摆灵堂。邻居以为老两口住院了，直到半个月后听广播才知道上将离世的消息。
有意思的是，301医院提出希望对遗体进行系统解剖，研究高血压并发症。牛玉清想了想，签字同意。“老王要是知道，肯定乐意做这点贡献。”手术完成后，医院把骨灰盒交到家属手里。九月初，牛玉清和几个子女回到大别山，在清晨薄雾里，轻轻把骨灰扬向田野。山风一拂，灰末融进泥土，谁也没多说一句话。
王建安的一生，前半段是枪林弹雨，中段是整军治军，后段是自我克制。有人评价他“脾气火爆”，有人说他“刀子嘴豆腐心”，还有人记住那顶老旧草帽。可在湖北老家，人们谈起他时只用一句土话：“做事干净，做人实在。”这大概就是王建安留下的全部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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