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的一天清晨，北京玉泉路军委大院刚刚升起的晨雾还未散尽，负责装备管理的工作人员推开车库大门，十几辆崭新的奔驰250依次露出车头。这是军委首次为正大军区级首长统一配车，驾驶员们围着车转圈，啧啧称奇。比起常见的“212”吉普或老“上海”牌，这批来自斯图加特的机器显得格外高大上。可就在大家摩拳擦掌、暗暗期待的时候，一句“韦副司令的那台先别动，他还在301医院”让气氛沉了半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61岁的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已经与病魔鏖战多年，情况并不乐观。
把时间拨回到四十年前。1945年夏，时任八路军新四军第六师营长的韦杰，带队穿行于黔北山林，凭着一匹老瘦马、一把步枪，顽强拦截日伪运输线。那时候，他最“奢侈”的交通工具就是那匹马。建国后，他在西南戎马倥偬，1950年进军西藏，翻雪山、过草地，双脚常年浸泡在融雪里烂得通红。对“坐什么车”这件事，他从没有挑剔——解放牌卡车也好、嘎斯吉普也罢，只要能出任务就行。
改革开放初期，各省车辆更新换代，成都军区首长专车却依旧是一辆老红旗CA770。车身有响动、汽缸漏油，司机苦恼地说“100公里要烧27升”时，韦杰抿着烟，轻轻一摆手：“费油？那就换台小的。”于是，一辆二手日产“达特桑”被挑了来。车小、空调弱，夏天一趟会议下来汗湿军装，韦杰照坐不误。同行的省委领导赵紫阳见状直皱眉：“这哪里像副司令的排场？”随即调拨了一台崭新的奔驰280给他临时用。司机乐坏了，韦杰却只捏着油耗单嘟囔：“还是大方点省油吧。”
1986年冬，韦杰病情恶化，长期住进301医院老南楼八病区。那辆军委配发的奔驰250也跟着到了北京，主要任务是接送往返的医护人员与老干部，韦杰本人几乎没坐过。护士小马偶尔开玩笑：“这么好的车，首长也该体验一次。”韦杰听见，只淡淡回了句：“我在病房里躺着，用不着。”
转眼到了1987年正月初三，室外气温零上二度。韦杰整夜翻身难眠，清晨才昏昏入睡。午后，远在西安的长女韦燕燕赶到医院，外孙女扑到外公怀里，病房里第一次响起清脆的笑声。那一刻，韦杰眼里闪了一下光，可笑容转瞬即逝。初六凌晨四点，心电监护仪的波形归零，韦杰走了，享年63岁。
出殡那天，北京仍是阴天。家属清点遗物，除了几件旧军装、一箱批示文件，就剩那台奔驰250最扎眼。夫人郭毅默默端详车标良久，开口把亲属们召来：“这车归公，不留。”有人迟疑：“留着也不违规，更何况孩子们工作也需要出行。”郭毅摆手：“他生前不舍得用，走后更不能让它躺在院里图排场。”
随后，她提笔致函成都军区，说明愿意将车上交。十天后，军区作出回复：“此档次车辆，现阶段无首长合规使用，烦请暂留原地封存。”换句话说，就是“谁也没资格坐”。这样的答复让旁人觉得意外，却在郭毅意料之中——节俭、廉洁，是老首长留下的最重嘱托。她再次致电老干局，坚持归还。最终，车辆被移交给总后勤部装备处，登记入库。
车交完，郭毅又盯上了房子。韦杰去世前，组织在万寿路分给他一套约400平方米的单位房，孩子多，确实宽敞。可她依然递交报告，理由简单：房屋调剂给更需要的同志。老干局干部劝了几次：“大姐，您北京户口，常年也得住。”郭毅摇头：“照政策换小三居就行。”文件批下来，她轻描淡写打了包，带着简单家具搬进了八十平米的新家。邻居逗趣：“房子小了不别扭？”她笑笑：“能睡能做饭，还要啥。”
事到如今，韦杰留下八个子女，没有一个沾车挪房。最小的儿子当年刚参加工作，分到基层连队任指导员，跑来请示母亲是否可借那辆“达特桑”。郭毅只说了一句：“公私分明，自有公车。”儿子心领神会，回部队照常挤班车。多年以后，这件旧事在军中流传，“韦家不占半点便宜”成了干净作风的注脚之一。
有意思的是，奔驰250封存三年后被改作外事接待备用车，偶尔驶出库房，总会有人问起它的来历。值班士官只回答：原属成都军区韦杰副司令，家属主动上交。简短十几个字，却足够说明一段风骨——面对高级待遇，真正的“资格”不是职位，而是能否让资源回到公家账上。倘若韦杰泉下有知，大概只会轻声一笑，依旧是那句老话：“省点油，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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