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8日清晨，距离南京不足百里的京沪公路上，雾气正浓。一辆军用救护车顶着警报灯疾驰，车厢里，73岁的少将童炎生躺在担架上，脸色苍白却双眼炯炯。车开过丹徒县境时，车窗外出现了熟悉的丘陵剪影，他忽然挺起身子，压低声音对司机说：“同志，减速，把车停一小会儿。”医生连忙劝阻，司机也迟疑。童炎生眼里却透出难得的倔强，“就在前面那个坡口，耽搁不了几分钟。”几句交涉后，车终于缓缓靠边，他借助护士的臂膀艰难探身，望向西南方向那座未完工的花岗岩碑体，嘴里轻轻念道：“粟司令，您交代的事，我办成了。”
时间回拨到46年前。1938年6月16日拂晓，雨水打在茅山北麓的竹叶上，粟裕带着一百余名战士刚从下蜀镇破坏完沪宁铁路线，正埋锅做饭。担任临时战斗连连长的童炎生早已满身泥浆，他抓紧时间让弟兄们吃热米粥。粟裕走来，只丢下一句话：“今晚后半夜，到韦岗打伏击。”命令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
童炎生心里“咯噔”一下。一条不足二十华里的镇句公路，每天有几十辆日军汽车高速通过，新四军若想啃下这块硬骨头，必须争分夺秒。临行前，他站在黑暗中给战士们动员：“兄弟们，第一枪要打响咱们抗日的脸面！”雨夜泥泞，队伍整整走了七个小时。天亮前，他们潜伏在韦岗南侧的密林。7时35分，第一辆卡车出现，童炎生抬手扣动扳机，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爆响。二十分钟后，四辆军车变成废铁，日军少佐土井当场毙命，第一仗打得干脆漂亮。就在收拢战利品时，粟裕拍拍童炎生的肩膀，低声一句：“好样的，苏南老百姓就等这声枪响。”
能有这声枪响，离不开童炎生在血与火里磨出来的狠劲。1911年夏，他出生在江西安福县严田乡，六岁成了孤儿，靠牧牛度日，年年为一口饭卖力。1929年红军入赣打土豪，他跟着队伍走出大山，彼时才18岁。两年后，他已经是八班班长。1932年秋，赣江东岸阻击战里，他带十八名敢死队夜突敌阵，一枚炮弹炸穿左腿。缺医少药，他竟用烧红的剪刀剪掉腐肉，硬是保住半条命。雨林瘴疠、弹片穿体、截肢之痛，换回的却是愈发顽强的意志。
1944年10月，华中前线急缺破甲手，童炎生主动试爆缴获手榴弹，失误导致右臂高位截肢。手术不到三周，他拔掉输液针就跑到指挥所，政委拦他，他笑着晃晃空荡荡的袖管：“少一条胳膊，脑袋还在，能指挥。”战友们半是心疼半是佩服。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苏北军区参谋长、江苏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仪式上，他穿着特制军装，左胸口的独立自由勋章在灯光下尤其醒目。
和平年代，他的脾气并没收敛。1958年春，他到连岛海防前线勘察，山路陡峭，警卫建议用地图替代实地踏查，他摆手：“临阵再看图纸，晚了。”骑摩托下山途中翻车，造成脑震荡。军医责怪他，他只吐出一句：“脑袋磕破不要紧，地形记住了。”
进入八十年代，粟裕病重，提起当年韦岗一战，总念叨“给牺牲的弟兄留座碑”。1984年元月，童炎生不顾高烧，赶到韦岗选址。镇江党史办的同志心疼他陡坡陡岭难行，他一拐一跳爬上山头，拍着胸口说：“就这里，背山面路，让后来人一眼能看到。”碑石动工那天，他拄着拐杖站在旁边，汗水沿着鬓角淌下来还不肯坐下。有人劝他回医院，他摇头：“工地完工之前，我不走。”
十月初，他因旧伤诱发严重胆囊炎，被紧急送往南京军区总院。途中路过韦岗，他执意要再看一眼。“那一枪，把新四军名字打响；那一仗，让老百姓知道鬼子能败。”他握着护士的手，声音微弱却清晰。司机悄悄停在公路边，他隔窗凝视纪念碑良久，轻声念出那句掩藏多年的承诺：“我没有辜负粟裕将军。”
此后不到七个月，1985年5月2日清晨，童炎生在南京逝世。整理遗物时，家属发现他枕边放着一张折旧的草图——正是韦岗战斗地形草绘，旁边还有一句潦草的批注：“山势依旧，碑立其上，可告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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