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天，中国第一次实行军衔授予制度。
名单公布后，有不少意料之中的名字，也有几个让人皱眉的。
袁也烈，就是其中一个。
他只被授予了少将。
消息传出来，不少人都觉得蹊跷。
一个在南昌起义时就当上了营长的人，照理说，怎么也不该只是个“少将”。
那会儿，粟裕还只是他手下的警卫班班长，许光达不过是个排长。
可这些人后来一个个成了大将、中将。
袁也烈却像是被什么按住了，始终没能“往上提”。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得从他那段被关进牢里的经历说起。
1931年，那时候红军正处在极其困难的时期。
袁也烈在一次战斗中受了重伤，被紧急送去上海治疗。
按说这是临时调养，可没想到刚到上海没多久，他就被叛徒出卖，落进了英租界的巡捕房。
这事发生在1931年5月。
当时他用的是化名“袁映吾”，可身份还是被识破了，很快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在租界的牢里，吃的是冷饭，睡的是木板，整整五年，几乎与外界断了联系。
更糟的是，出狱之后，他又被英方“转交”给了国民党的反省院。
这一下，还得再熬一年。
那会儿他已经35岁了，整整六年没上过战场。
1935年，他从苏州反省院被放出来，靠着一纸“弃商就农”的保证书得以提前释放。
随后他北上找组织，几经辗转，才得以重新归队。
但这一段牢狱经历，差不多就成了他一生都摆脱不了的“标签”。
党内对干部的审查是极其严谨的。
哪怕是被敌人关押，也不能没有解释。
袁也烈的事，虽然组织最终认定他是清白的，但那段空白期，实在太长了。
其实这事儿也不是个例。
比如邹毕兆，当年是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副参谋长，因为一段“擅自脱队养伤”的记录，1955年也只是个大校。
而苏鳌，同样级别的职位，却被授予少将。
区别，就在那段记录上。
换句话说，在1955年的军衔评定中，哪怕战功再多，只要历史记录上有一点点“瑕疵”，评定时就可能“打折”。
可说起来，袁也烈这人的资历，实在是太老了。
他出生在1899年，湖南洞口人，家里是读书人出身。
他本人字写得一手好，儒学功底也深。1921年考入湖南省一师，那会儿毛泽东已经是学校的教员了。
袁也烈就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跃分子。
1925年，他带着200多名同学投奔黄埔军校。
先是二期学员，后来还被留校当教员。
教的学生里，有个叫林育容的，后来也是参加革命的干部。
后来他去了叶挺的独立团，北伐打得很猛。
到1927年南昌起义时，他已经是24师72团第三营的营长。
那时候的72团，基本上就是叶挺独立团的延续部队。
下属里有许光达、粟裕、宋时轮、韦国清，职位都比他低。
起义后，他参与了龙州起义，领导红八军第一纵队。
再往后，红八军和红七军会师，他成了59团团长。
部队北上途中，在乳源梅花村中了埋伏，重伤后被送往上海，接着就进了牢房。
这段经历，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抗战时期，他的职务并不高。
先是在山东军政干部学校当副校长，后来是清河军区、渤海军区的参谋长、副司令这些职务。
虽然重要，但一直没能“主事”。
倒是解放战争一打响，他的位置一下子变得关键了。
他指挥了德州战役，俘虏了国民党中将王继群，还在三打邹平的战斗中连克敌军，歼敌两千多人，击毙了少将师长李凯荣。
这几仗打得硬，战报传到总部，也让不少人重新注意到这个“老资格”。
不过，那段历史空白依然没能彻底抹去。
建国后，他调任华东海军副司令兼参谋长，成了陶勇的副手。
虽然职务不低，但在军衔评定时，依旧只授了少将。
有意思的是，授衔那天，见到他穿着少将军装来参加会议，有位高级领导人愣了下，说了句：“你也是少将？”
袁也烈只是笑了笑，没多说什么。
事后，有人替他抱不平，他也只是摆摆手，说：“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我已经算很幸运了。”
这句话，不少人都记得。
他晚年生活得很低调，从不主动提功劳。
住在简朴的院子里，书桌上常年摆着几本线装书，字还是写得那样好。
有人来采访，他总说：“过去的事，写就写吧，别写太多。”
1983年袁也烈去世，追悼会上，许多将军都来了。
有的人当年是他的部下，有的人则是他的同事。
大家站在遗像前，沉默了很久。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他“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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