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军授衔前夕,北京的一间会议室里气氛那是相当诡异。

几位负责审核名单的干部正对着一份履历犯嘀咕,还没等他们把反对意见说完,朱德总司令“啪”的一声把花镜拍在了桌子上。

老总平时脾气多好啊,这回是真急眼了,指着名单那个名字就吼了一嗓子:“谁要是不服,就蒙上眼睛把迫击炮弹打进那个茶壶嘴里,能做到,我也给他授少将!”

屋里顿时安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大伙心里都跟明镜似的,朱老总护犊子的这个“大老粗”,虽然大字不识几个,连自己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但他那双手,就是全军独一份的“人形火控雷达”。

这人叫赵章成。

在这个讲究学历和出身的年代,你很难想象,一个把迫击炮玩成“狙击枪”的战神,当年其实是红军用一顿饭“骗”回来的。

把时间拨回到1931年,江西龙岗。

那会儿红军正是穷得叮当响的时候,对面国民党军第28师的火力猛得吓人。

可奇怪的事儿发生了,对面有一门迫击炮打得特别“有水准”——炮弹就像长了眼一样,专门往没人的山沟沟里砸,完美的避开了红军所有的冲锋路线。

这可不是射手技术烂,而是那个叫赵章成的国军排长,正蹲在散兵坑里演戏呢。

作为一个河南出来的苦出身,赵章成早就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看着红军那种不要命的冲锋劲头,他手里攥着个红薯,心里的算盘早就打好了。

等红军冲上阵地,这哥们儿也没举枪,咧着嘴就问了一句:“真管饭不?”

别人是缴获武器,红军这是连人带外挂一起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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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红军队伍,赵章成简直就是个“异类”。

德国教官画的那些弹道抛物线、三角函数,他看一眼就头晕。

他的本事全是从小在洛阳乡下放羊扔石头练出来的肌肉记忆。

那时候正规军看不起这种野路子,觉得不够科学。

可是吧,在那个连瞄准镜都没有的穷得掉渣的年代,这种“不科学”反而成了最大的科学。

最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发生在1935年5月的大渡河。

这仗打得太绝望了。

河对面是川军的机枪堡垒,河中间是十八勇士坐的一叶孤舟,一旦被扫中,全军覆没也就是分分钟的事。

当时赵章成手里只有一门光秃秃的炮身,没炮架、没底座、没瞄准镜,这要放现在,稍微有点常识的炮兵都得骂娘,这根本没法打。

但在那个决定生死的瞬间,赵章成干了一件让后人想起来都觉得疼的事。

没底座?

他用左手托起滚烫的炮身;没支架?

他把身子变成了炮架;没瞄准镜?

他伸出大拇指,眯起右眼,这就是后来震惊全军的“跳眼测距法”。

“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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咣!

咣!”

三发炮弹,三声巨响,对岸的三个机枪火力点瞬间哑火。

十八勇士成功登岸。

刘伯承举着望远镜的手都在抖,喊道:“这哪是打炮,简直是神仙在绣花!”

要知道,这几发炮弹打出去,巨大的后坐力把赵章成的手掌烫得皮开肉绽,但他硬是一声没吭。

这哪是打仗,简直是用命在跟死神换时间。

你以为这就是巅峰了?

到了抗日战争,赵章成又进化了。

面对日军那种乌龟壳一样的碉堡,普通的迫击炮打上去就是挠痒痒。

这老哥居然琢磨出了“改装引信”。

这操作有多野呢?

他把引信拆下来剪短,或者是把里面的火药倒出来一点,硬是通过这种土办法,控制炮弹的爆炸时间。

结果就是,炮弹不落地,直接在日军头顶几米高的地方空爆。

1940年关家垴战役,在那场彭老总都要赌上身家的恶仗里,日军被这种“弹片雨”炸懵了,哇哇乱叫,怎么也想不通八路军哪来的大口径榴弹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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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盲不可怕,就怕文盲搞研发。

这套“非主流”打法,一直延续到了朝鲜战场。

1952年上甘岭,美军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天上的飞机跟苍蝇一样多。

已经47岁的赵章成带着迫击炮连,躲在坑道里跟美国人玩起了捉迷藏。

他又搞了个新花样叫“梅花桩”打法——五发急促射,炮弹落点像梅花一样散开,瞬间覆盖一个排的区域。

被俘的美军军官看着那个简陋的82迫击炮,死活不信这是人打出来的,非要在战俘营写报告,信誓旦旦地说中国军队装备了“自动填装的火箭炮”。

美国人算了一万遍弹道公式,也没算到对面有个开挂的老大爷。

说回1955年授衔。

当那套缀着少将金星的礼服送到赵章成手上时,这位身经百战的“炮神”表现得特像个老农。

他摸着那料子,愁眉苦脸地说:“这衣服太金贵了,我这手全是老茧和炮油,怕给刮坏了。”

他这一辈子,确实没学会写那种文绉绉的战例总结,也没能把一肚子的弹道学问变成公式,但他干了件更牛的事——他把这套“神仙术”变成了凡人法。

直到1960年代全军大比武,他带出来的徒子徒孙们依然霸榜,那个曾经被认为无法复制的“拇指测距法”,最后被他编成了连新兵蛋子都能背下来的顺口溜。

他把神仙术变成了广播体操,谁练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