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本开国少将罗通的回忆录《来自井冈山下》，其中对他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学习，有不少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后人了解刘帅办学的“教条主义”问题。
罗通是1954年3月间到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报到，开始他在学院为期四年的专业学习的。先后来到战役系学习的52名学员，都是部队军级以上的干部，他们在1955年大授衔时，都获得了少将以上的军衔。
罗通他们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学习非常紧张，学习压力也特别大。正式的课程分军事课和政治课。
主要是军事课，政治课也不少。每天学习是10小时一贯制。上午6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一家伙那么学下来。晚上还有自习2个小时，就是12个小时。加上我们的努力，加班2个小时，要学习14个小时。
一天 24个小时,，只有10个小时不学习。而这10个小时还要出早操、睡觉、吃饭拉屎拉尿。这样的学习强度可想而知了。
何况罗通他们这些学员大都是40岁左右的人了，年纪老大不小的了，年纪最大的45岁，年纪最小的也有36岁了。一天学14个小时，大家都不敢落后，门门课都想争取得5分（当时是5分制，满分就是5分）。
开国中将温玉成开始两三个月是门门5分，结果有一次打了个4分，他紧张了，就再加油努力，一家伙他眼睛斜了，嘴巴也歪了，把他送医院去了。
战役系的顾问(也是教授)是苏联人，教材是从俄文现译过来的，教员、辅导员除有少数懂俄文的青年外，许多是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军队的人员。
当时，全国的形势是“一边倒”地学习苏联，因此南京军事学院也按苏联高等军事院校的4年5年制教学大纲，安排了对学员的教学。海陆空联合作战,各兵种的知识都要原原本本地学，限时限量一定完成。
比方说一本一两百万字《炮兵概则》,里面还有图那图都按高等函数知识绘制的，规定我们一个星期学完、学到手，结果是老师讲不完，学员看不完。
但是这些都不管，要求一个星期过了就要考试，考试题里大条内有小条，小条里头还有小条。教员自己也糊涂，学员更搞不清楚。
学一个星期马上就考，每个星期都有考试。考的时候三堂会审。顾问、教员都在那看着，上厕所有人跟着，吃饭送来吃。比如有个战役作业，出个情况处置题，顾问、教员规定8个小时以内要把情况分析完，把图标出来，还要做出判断，写出命令，最少要写一千七八百字。8个小时完成这个考试是很紧张的。
罗通说，苏联那套东西是学不完、看不完、讲不完、写不完。课程特别繁重，再加班也完不了。讨论起来不知道从哪里开口，教材上讲的都是苏联那一套，所以开讨论会就没哪个人发言。
罗通回忆，我们全组13个人，经常一坐一两个小时没哪个人发言。教员等着讲，学习组长坐在那里着急，谁也不讲。都不讲怎么办呢?
常常我起来讲，我也是个学员啊。我讲什么呢？我就讲我的战例，按战例的意思讲，这些战例符合概论的精神，或者借用概论的精神讲我的战例。讲战例，我越讲他们越爱听。我们打仗跟苏联打仗不同。苏联是阵地对阵地，我们打的是围死必缺、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围城打援等。游击战、运动战，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讲的是这些。讲到人民军队的建设，我们原先不是旧军队那一套，就是农民那一套。军阀作风，像打人骂人；再就是游击习气，有武器也不要，一个人只准有四五颗子弹，多了的就是不勇敢。不用手榴弹又不用刺刀，讲勇敢，用矛子跟敌人拼，这样才是勇敢，才是革命等。
这样几年学习下来，大家深感这样“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的经验太机械了，罗通所在的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开始反对教条主义。
李夫克是搞作战方案的。他就整理了一个材料，主要说教学效果不好收获不大，看不完、写不完、讲不完。他有一个统计，一个星期有多少万字啊，一天有多少个字呀，怎么样讲得完、看得完呢?
李夫克的这个材料，震动了刘帅，一下子病倒了。罗通在回忆录中还是为刘帅说了句话，他说当然啦，他们那个时候教学又没有什么可借鉴。能借鉴的，像刘帅他们就是在苏联学的，他自己就是在中央苏区搞教学的一点经验，经验也不足，当时的形势也是一边倒地学苏联，这也难怪我们的刘院长。
苏联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强调以强对强，什么“十大打击”，集中了多少坦克、大炮、飞机。敌方集中了多少，我方集中了多少，讲这个。我们有自己的打法。我们的经验是以弱对强，以强对强我们要掌握，但是自己的传统也不能丢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能打胜仗。
这就是说，我们要把苏联红军的东西学到手，又不能搞成教条主义。这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刘帅的确是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
这在很多人看来，这自然是“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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