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主席因白内障看不清文字，中央领导决定选一个人担任“侍读”，北大中文系讲师芦荻被选中，她原以为只是简单的文献诵读，却没想到四个月的经历让她见识到何谓“学问的深渊”。
芦荻黄和毛主席画像
1975年5月，芦荻刚做完手术在家休养，突然接到北大党委通知要她准备准备去中南海，她原本以为是参与普通文献整理工作，直到乘车抵达毛主席住处，才意识到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第一次见面，毛主席并未直接谈正事，而是笑问：“你大概喜欢秋天吧？”这个问题让芦荻百思不得其解。
随后毛主席背诵了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当念到“故垒萧萧芦荻秋”时，芦荻才恍然大悟，主席早已从诗句中记住了她的名字，这种借诗词拉近距离的方式，瞬间消解了她的紧张感。
侍读的选择并非偶然，主席晚年视力严重衰退，却仍坚持每日阅读，中共中央办公厅从北大中文系遴选人选时，主席看到名单上的“芦荻”，立刻想起她曾参与选注的《历代文选》。
这本书出版于1963年，主席当年阅读时便欣赏其中见解，十二年过去，他依然清晰记得注者的名字，这种惊人的记忆力和对学术细节的关注，让芦荻在多年后仍感慨：“他不是在读书，而是在‘吃书’，每一页都能嚼出滋味来。”
侍读从5月29日持续到9月中旬，共十二次，每次会面，主席会先让芦荻朗读《二十四史》《昭明文选》或诗词曲赋，随后展开点评。
他读史时常说：“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但若不读，靠什么了解历史？”他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分析，但反对全盘否定。
谈到秦始皇时，他一面肯定统一功绩，一面批判其晚年“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指出陈胜吴广起义的正义性，这种辩证思维，让芦荻看到学问与现实的深刻联结。
主席的学问最独特处，在于能将古典融入当下，讨论《水浒传》时，他直言：“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他分析梁山三任领导人：王伦“不准人家革命”，晁盖被“屏于一百零八人之外”，而宋江“搞修正主义，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最终沦为投降派。
芦荻原封不动记录的手稿，后来成为还原历史真相的关键证据，主席对文学的洞察常打破常规。芦荻问李商隐的《锦瑟》应如何解读，主席答：“诗无达诂，不必钻牛角尖，享受其美即可。”
芦荻
他认为过度考据反而破坏诗意，这种开放态度在当时僵化的学术环境中堪称异类，谈到建安文学时，他反驳苏轼“文起八代之衰”的观点，指出魏晋南北朝实为“思想解放的时代”，并以“道盛”“文昌”二字重新定义这一时期的文化价值。
更令人触动的是，学问在他身上从未脱离对生命的关怀，一次听到鸟叫，主席对工作人员说：“中南海的鸟，谁也不许动，鸟需要一个家。”
这句话深深影响了芦荻，她晚年创办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在邻居抱怨动物气味时，她只说：“我理解他们的不理解，” 学问与悲悯，在此刻完成了传承。
毛主席离世后，芦荻回到北大后，生活看似回归平静，但侍读经历已彻底改变她的人生轨迹，主席逝世后，她因曾接触江而受到审查，但中央最终采纳她提交的谈话记录，将其收录于“四人”罪证材料。
这段波折让她更坚定地远离政治，转向知识传播与生命关怀，她将主席“读书要联系实际”的教导融入教学，在高校讲授古典文学时，常强调“文字背后要有人的温度”。
晚年她致力动物保护，家中收养大量流浪猫狗，邻居抱怨气味刺鼻，她却说：“有人在为平凡的生命挣扎，接受亦是帮忙的一种。”
这种对弱势生命的守护，与主席中南海里“不许打鸟”的嘱咐一脉相承， 2012年，芦荻在接受采访时坦言：“他若不读书，脑子就会想别的事情……读书能让他暂时忘记病痛和国事纷扰。”
这番话道出了学问的另一重价值——它不仅塑造思想，更为人提供精神庇护，主席将经典视为解忧良药，而芦荻则用余生证明，学问终会融入人对世界的态度，化作对生命的敬畏与慈悲。
主席的学问，远非掉书袋式的知识堆砌，他能从《水浒传》看出革命道路的陷阱，从《登楼赋》读懂知识分子的困境，甚至从一只鸟的鸣叫联想到生命的尊严。
芦荻的故事提醒我们：真正的渊博，是让学问穿透书本，照亮现实迷思，人们追逐的不仅是墨迹，更是一种近乎失传的能力——在历史碎片中辨认真相，在字句缝隙里看见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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