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春的午后，阳光斜斜地穿过教室的窗棂，在黑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粉尘在光柱里缓缓沉浮，忽然想起许多年前，陈老师也是在这样的光线里，给我们这些年轻父母上了第一堂课。
那时教室外的老槐树刚抽出嫩芽，麻雀在枝桠间跳跃。陈老师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口微微卷起，露出半旧的手表。他没有打开讲义，只是从粉笔盒里取出一支白色粉笔，在黑板中央缓缓画下一棵树。
“做父母的，最容易犯两个错。”他的声音不高，却让整个教室安静下来，“要么给得太多，要么护得太紧。”
粉笔在“树根”处顿了顿：“给太多，就像往花盆里浇过量的水。根会烂的。”他说起一个总考第一名的学生，因为室友不肯帮忙打水，竟在宿舍里砸了暖水瓶。“那孩子后来哭着说，从小到大，他只要伸手，什么都有人递过来。他不知道，这世上没有人‘应该’对他好。”
窗外有风，槐树叶沙沙作响，像是也在聆听。
“护太紧呢？”他在“树干”周围画了个圈，“就像给树苗绑上支架。绑一时是扶持，绑一辈子，它就永远站不直了。”他讲起小区里那个被爷爷奶奶护着的男孩，有次踢球砸了别人家玻璃，老人第一句话是“孩子还小”。后来那孩子工作了，因为方案被否，竟当着领导的面摔了文件。“他不知道，这世上的事，错了是要认的。”
陈老师放下粉笔，拍了拍手上的灰，走到窗边。操场上，几个孩子正在学骑自行车，父母在后面扶着，摇摇晃晃，终于松手。
“看见了吗？”他指着远处，“该放手的时候，你得放手。摔一跤，才知道怎么保持平衡。疼一次，才记得住哪里是坎。”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一个孩子摔倒了，哭着不肯起来。他的父亲没有立刻去扶，而是蹲下来，说了些什么。孩子慢慢站起来，拍拍土，又推起了自行车。
“第三桩事，”陈老师回到讲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粗陶碗，“别替孩子做太多。”他把碗放在讲台上，碗沿有个小小的豁口。“这是我母亲用过的。我是家里最小的，可从我记事起，每天摆碗筷的都是我。母亲说，这个家，人人有份。”
他抚摸着那个豁口，眼神变得柔和：“被需要，是孩子学会负责的第一步。什么事都替他做了，等于告诉他——你不行，你做不到。”
下课铃快响时，他讲起最后一点。关于规矩。
“规矩不是绳索，是轨道。”他在黑板上画了两条平行线，“一家人，就像一列火车，得在同一个轨道上跑。”他讲起家里的晚餐时间——不开电视，不看手机。开始是为孩子定的，后来他和妻子也自觉遵守。直到有一天，他加班回来忘了规矩，手机刚拿出来，上小学的孙女就指着墙上的约定，一字一句地念：“晚餐时间，全家在一起。”
“孩子其实最懂公平，”陈老师笑了，“他们会问，为什么大人能，我不能？所以，规矩是全家人的事，不是给孩子一个人的枷锁。”
铃声终于响了。但没有人起身，没有人说话。阳光移到了讲台一角，照亮了那个粗陶碗。碗底的釉色深浅不一，像是盛过很多岁月，很多顿饭。
多年后的今天，我也成了那个在厨房里说“人人有份”的人。我的孩子会在我择菜时搬来小板凳，会在我疲惫时递上一杯温水。他摔倒了会自己爬起来，做错了会小声说“对不起”。他会在晚餐时说：“爸爸，今天该你讲故事了。”
窗外的老槐树还在，比从前更高大，枝叶几乎要伸进三楼的窗口。春天来了又去，叶子落了又生。我忽然明白，教育从来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它藏在每一个恰好的瞬间——在第一次放手让他自己走路的午后，在他笨拙地摆好碗筷的傍晚，在他学会说“这是我的错”的那个时刻。
最好的爱，原来不是密不透风的保护，而是有缝隙的阳光，有季节的风。是懂得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时候该由着它去扎根深处。就像那棵槐树，从没有人告诉它该怎么生长，它只是向着光，向着天空，一年一年，静静地长成自己的模样。
黄昏的风从窗口涌进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粉笔灰早已落定，讲台上空无一人，只有黑板上那棵树还在，枝枝丫丫的，像是要把整个春天都揽进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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