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2月的一天还没亮，北京西郊的操场上，积雪被脚掌反复踩出清脆声响，大校军衔在探照灯下闪着冷光。这枚金星从何而来？思绪被拉回到34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天。
1963年8月8日，火车汽笛划破清晨，北京站月台上扎堆的绿军装像一片还没舒展的树叶。就在两周前，北大西语系的录取通知书让人喜形于色，如今却已被收进背包。军校的调令来得干脆——“服从国家需要”。当时的反应只能用两个字概括：懵了。返家通报时，父亲只说了一句：“部队也是熔炉，先上车再补票。”那句平平常常的嘱托，把犹豫掐灭。
新兵连第一课是踢正步。动作不整齐，步幅时大时小，排面像扑克牌里的“同花顺”，看似齐刷刷却全错了点数。夜间拉练更狼狈，几个人把裤子穿反，硬是跑了十公里才发现。笑声之后，一切照旧：听号起床、三分钟内叠被、集结列队，不容讨价还价。
1965年6月，65式军装发下，肩灯笼袖口硬挺，帽徽红得扎眼。一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本《向雷锋学习》日记本随身装进口袋，父亲母亲的叮嘱全在里头。那年夏天，指导员突然敲门，“支部考虑发展你入党。”一句“我怕担不起”下意识脱口而出。指导员眯眼：“不是怕不怕，而是信不信。”几个字像锤子落在心口。一个星期后，入党申请书递交，纸张薄，分量却重。
“四清”运动的命令在1965年9月下达，地点：河北赤城县后楼村。离开课堂，第一次真正踩进黄土。后楼贫瘠到什么程度？一家三口只有一条裤子，麻袋片当裙子，小女孩整年不敢出门。派饭时端来的只有米汤，有时连米粒都捞不到。饥饿感顶在胃里，干井、挖渠、修梯田一样不能拉队。晚上挤在炕上，虱子像白点在衣缝里乱爬，开始时恶心，几天后麻木，只剩“嘎巴”声伴入睡。
那段经历改掉了自以为是的稚气。一次县里开会发馒头，七两面团下肚，一口水都没敢喝，怕胀。同行老乡递来一个皱巴巴的红薯，说得朴实：“顶顶饥。”语言简单，却把人绷得眼眶发热。
1966年6月，工作队撤回。三年后，分配至空军435医院，护士编制。擦身、洗漱、运药水、夜班巡诊，流程密密麻麻。脏活累活抢着上，倒也不全因热情——年轻胳膊腿快，省得同事觉得外语生矫情。护理小组的考核结果，几次排在前列，后来评“先进”时，病房里笑声连成一片。
1970年10月，命令突然下来：单独复员。车票、行李、命令三件套装袋，当晚翻来覆去，窗外槐树影子晃动，像要把人卷走。接下来的日子，大量阅读《资本论》《实践论》，连标点都不肯放过，自言自语：“脑子不用会生锈。”
1972年5月，形势逆转。空军急缺外语干部，政策落实，红帽徽重新戴上。机关翻译大队本可留京，却主动申请去沂蒙山区。千米高山，洞库雷达，白天值班，夜里巡线。娱乐只有几个月一次的露天电影，胶片咔嚓几下就断。战备却不打折：文电时效、口令核对、空情译稿，全凭秒表掐秒。孩子出生十一个月，才调离大山。
1986年调南京。那一年，“敌情通”业务比武，翻译、分析、汇总、推演，要在12小时内交报告。数据炸开花，键盘敲得噼啪作响，最终版本误差不到两行。此后几年，几十篇外军动态译文陆续刊发，上百万字专业资料归档，成为训练教材。有人玩笑：“老底子北大没去成，可这水平够给老师上课。”笑声里，翻译机又启动。
1993年夏，一纸命令把大校军衔提上日程。授衔前夕，党委书记轻声问：“紧张吗？”答复很短：“忙完手头稿子再说。”典礼当晚，军号响起，金属星徽扣在肩头，不光是一段履历的标记，更是一条直线铺出的路径：从17岁女孩到部队技术骨干。
雪声渐停，操场上几片薄冰反射灯光。夜色里，值勤号角已经吹响。即便脱下军装，那规律仍像闹钟一样嵌在身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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