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探亲假批下来那天，连部文书把假条递给他，像递一张中奖彩票——四年里第一次，连长拍了拍他肩膀，没说话，意思却全在：别给连队丢人，更别给前线丢人。
他先没回山东老家，而是拐去北京。理由挺简单：语文老师病了。
1978年冬天，老师把《孙子兵法》塞进他书包，毛笔在扉页写了“静以修身”，墨迹没干透就被他带到新兵连。后来边境炮声一响，他随部队开拔，那本书跟着钢盔一起塞进背囊，封面被雨水泡得发皱，字迹却越泡越亮。
到北京那天，胡同口烤红薯的炉火烧得正旺，他蹲下来给大爷递了根烟，顺便问“宽街小学宿舍怎么走”。大爷用炉钩子一指：拐两个弯，听见有人拉胡琴就是。他刚起身，瞥见旁边蹲着个姑娘，南方口音，边哭边翻地图，像要把那张纸看穿。
他走过去，没喊“同志”，也没说“别怕”，只问了一句“找哪儿”，姑娘抽抽噎噎吐出“协和医学院”。他点点头，把她的帆布包往肩上一甩，走了四十分钟，拐了七条胡同，路过三个公共电话亭，都没停。送到门口，姑娘说“谢谢”，他摆摆手，转身去赶2路汽车，心里没起半点涟漪——前线回来的人，对“以后”这俩字不敏感。
半个月后，他回到连队，通信员塞给他一摞信，最底下压着一张南京邮戳的薄信封，字迹秀气：那天你走得急，没问部队编号，只好按“山东籍战士”寄，若收不到，就当我没写。
他回了信，用二指宽的军用信笺，写完在背面画了张简易北京地图，标出他们走过的路线。信里没提“感情”，只写“胡同口的烤红薯比战地干粮香”。
再后来，信就变成了双城记：她实习的手术室、他夜训的靶场；她解剖课摸的第一根骨头、他潜伏时摸过的那条蛇。邮戳从南京换到昆明又换到济南，邮票从八分涨到一毛二。
1983年，部队允许战士结婚，他打报告，政治审查表填了八页，连爷爷当过几天国民党壮丁都写上了。营部干事找他谈话：对方家庭成分？答：医生家庭，历史清白。干事点点头，在“批准”栏画了对勾，笔迹比当年老师写“静以修身”还重。
婚礼没摆酒，营部给腾了间十平米的储藏室，双人床是木工班现打的，刷的是军绿色油漆，晾了三天还沾手。夜里熄灯号响过，她打着手电给他缝领花，他偷偷把烤红薯的灰味儿说成“北京味”，她笑得像刚下手术台一样累却亮。
几十年后，北京胡同拆得只剩名字，他俩坐地铁再去找协和老大门，出口上来全是玻璃幕墙。老爷子拄着拐杖，跟老太太说：“当年就是这儿，你蹲着哭。”老太太摘下一只耳机，里面放的是孙子的摇滚，她回一句：“我哭的是迷路，又不是遇见你。”说完两人都笑，露出同款假牙。
旁边拍照的大学生以为碰见了拍短视频的网红，举起手机就要拍，老爷子摆摆手：别拍我们，拍对面那棵老槐树，它记得路。
故事到这儿就完了，没有彩蛋。硬要说启示，也无非一句：时代把每个人扔在迷宫里，有人急着找出口，有人顺路捡了个并肩的伴。出口后来也许拆了，伴儿只要没丢，迷路的账就一笔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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