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初的长春街头仍带着积雪，极细的北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就是在这座被日本人改名为“新京”的城市里，人们看见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扶着侍从的手臂走出伪国务院大楼——黑色毛披肩、贴身旗袍、脚下一双法式小皮靴，一副无框眼镜映出冷光。她抬头看了看天空，神情淡得像要与尘世隔绝。围观者窃窃私语：“那就是皇后？”话音里听不出敬畏，更多是好奇。谁也不会想到，这竟是她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镜头若推回到二十年前，场景截然不同。1914年夏天，北平琉璃厂内一处宅院，年仅十岁的婉容正跟英国女家庭教师练习英语发音。茶几上摆着父亲郭布罗·荣源刚买来的《伦敦画报》。荣源是内务府大臣，提倡男女同校，他常对亲朋说一句口头禅：“女孩子有见识，家族才有后路。”在那样的旗人圈子里，这话颇为惊世骇俗，却也造就了婉容兼具中西气质的底子。
1922年11月，溥仪挑选皇后进入最后关头。摆在他面前的四张照片大小统一、底色灰暗，他用铅笔圈住本打算选的文绣，却因端康太妃的坚持被迫改口。那一刻，他其实没把“终身”二字放在心里，婉容只是宫廷博弈的平衡点。溥仪后来在天津对人轻描淡写：“那天我随手而已。”说罢自顾自点上洋烟，语气平淡得像在谈天气。
12月的大婚依照清制，盛大得几乎与现实脱节。四门大开，旧朝遗老涌进紫禁城，他们递上的礼单厚得能当枕头。礼炮声里，婉容乘轿而来，远看像一幅移动的年画。庆典耗银四十余万，已是逊清小朝廷的极限。可当夜，坤宁宫烛影摇红，新郎却回了养心殿。空旷寂静，连宫灯都显得凉。婉容坐在龙凤喜床边，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盖过北风，彼时她大概就已嗅到悲剧的气味。
新婚后两年，溥仪和婉容短暂地共享过“现代”时光。师从英国人庄士敦的溥仪剪了辫子、吃西餐，看电影时总拉着婉容。颐和园的石舫上，他们尝试并肩合影，婉容笑得极浅，看得出努力却仍带着拘谨。外人以为这对小夫妻终于靠兴趣相投撕开旧制的裂缝，其实暗流已在酝酿。溥仪对女性缺乏兴趣，且把全部精力投向复辟计划，夫妻分房居住早成常态。寂寞像湿气，日夜浸蚀婉容的神经，她开始吸食鸦片。侍奉的太监回忆：“一顿饭后八口烟泡，不许多一口，亦不准少一口。”
1924年11月，冯玉祥枪声响起，北京政变。溥仪被逐出故宫，只能迁往醇亲王府。婉容在西华门前抱紧凤冠高喊“不搬”，最终仍被侍卫强行抬走。那顶凤冠象征她全部尊严，也同时标志清室权力的决绝终结。此后一年，他们流落天津张园。天津租界灯红酒绿、商号成排，婉容换西装裙、烫指波卷，一度成了各报追逐的“摩登旗人”。但越耀眼，内里越空洞——鸦片烟泡从八口涨到一整袋，账单像雪片般飞到溥仪案头。
文绣的出现令局面更糟。溥仪出门，总把年仅十四岁的文绣带在身侧。婉容面上不动声色，背后却用购物竞赛“回击”。两人争抢同款皮草、同款香水，溥仪付账付到手颤。经济断流后，他要求节俭，婉容冷笑一句：“皇后不缺这一点银子，让妃子省。”文绣终于在1931年离家出走，天津法租界法庭内外人满为患。“我要离婚。”文绣声线微颤。婉容没有到场，却被推到风口浪尖。溥仪怒言：“都是她逼的！”裂痕再也无法修补。
1935年春，婉容与侍卫发生私情并怀孕。溥仪闻讯暴怒，孩子生下当晚被投入锅炉房。传闻真假难考，但婉容自此被幽禁，吸烟、绝望、失眠，精神缓慢崩解。她不再写英文信，而是整夜喃喃：“他们骗我。”侍卫也怕靠近。鸦片维持着残存的神志，同样像刀割着生命。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夕，溥仪仓皇飞往通化，随后逃往岚谷。婉容被留在通化矿区，随从为她高价换鸦片，渐渐也无力维持。苏军进入，接收矿山。她被押往吉林市看守所，阴暗潮湿的木板牢房里，断烟断药，她的身体迅速衰败。同牢女犯听见她时哭时笑，忍不住对看守说：“求你们给她一点药吧。”看守摇头，转身离开。
1946年6月20日清晨，雨水打在铁窗。婉容躺在地板中央，头发贴着汗湿的脸，眼镜早已不知去向。值班员登记时写下五个字：“病故，四十岁。”没有棺木，没有香案，只用草席卷身。三年后，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到家书，“婉容已故”。他读完随手放下，脸色波澜不兴，隔壁犯人说他只是轻轻哼了一声。
回到1934年的那张照片：无框眼镜、淡然面孔，被历史定格。外表仍端庄，可支撑端庄的血肉早已脱空。时代翻页，她被夹在旧制余温与新政风暴之间，进退皆不能。悲剧并非单线条成因，既有封建王朝的余毒，也有个人情感的残缺，更有列强与政争的裹挟。冰冷镜片背后，婉容或许已预见自己无法逃出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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