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号下午四点，台北青岛东路3号，军法处的法庭里，法槌最后那么一敲，审判长蒋鼎文念出那几个字，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叛乱，死刑，马上执行，法警就把四个人带上一辆道奇卡车，半小时后就到了马场町刑场，枪声响了，这些事儿，都在《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日记》里手写记着，原件在国史馆，档号是〈保安司令部‐日纪‐39年6月〉，一直到1998年才让外面的人看。
宣判前一个礼拜，三个法官其实提了个建议，说要不缓刑两年吧，判决书的草稿都还在蒋介石的“事略稿本”里夹着，结果蒋介石6月7号拿起红毛笔就批了八个字，如此叛徒，岂可缓刑！，还下命令把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都记过一次，这个批示的扫描件编号116‐010100‐00104，在国史馆的数字库里都能查到，这就是刘咏尧因为求情丢了官的第一手证据，那之后刘咏尧就再也没带过兵，从1951年开始晋升也给冻结了，国民党党史会的《叙薪总表》上写着，他军衔虽然还是二级上将，可干的都是些闲差。
刘咏尧跟吴石的关系，档案里可没有电影里那种“火线救命”的桥段，但两个人的路确实走了好几次交叉，1926年黄埔军校，俩人都在“战术教官组”里，1938年武汉会战，又都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一个管政训，一个管情报，这事儿《陈诚回忆录》第三册211页写得清清楚楚，吴石被抓了，刘咏尧是不是因为老交情想拉一把，公开的庭审记录特别简单，可同案有个缓刑的叫王正均，他1952年写的证词里有这么一句，刘次长曾追问地图流向，吴先生答‘不愿台岛变成战场’，刘闻之默然，这可是现在唯一能找到的，证明刘咏尧在现场想弄明白他动机的细节。
枪响了，吴石留在大陆的孩子们，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南京大学档案馆的学籍卡上写着，他儿子吴韶成1948年进的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1952年毕业就分到河南省冶金厅上班了，根本不是说1956年又考了一次大学，女儿吴兰成去了北京医学院，也没去台湾，真正拿到刘咏尧接济的，是吴石的遗孀王碧奎，一本《王碧奎自订年谱》的影印本里记着，1951到1954年，她每个月都能收到一张署名“湘农”的三十美元汇票，汇款来源是台北邮政第73号信箱，这个信箱，去查当年的《台湾邮政登记簿》，租用人就是“刘咏尧”，汇款单上目的那一栏虽然是空的，可时间、钱数、收钱的人都对得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无声联系”的唯一物证了。
吴石的身后事，政治上的评价也有过变化，1975年12月，民政部发了个“革烈字005号”文件，追认吴石是革命烈士，证书原件还是王碧奎签收的，现在放在国家安全部档案中心，后来到了2000年，国安部建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又把吴石、朱枫他们四个人的名字刻在了主碑上，还补发了一个“国安密〔2000〕第9号”的备案通知，所以就有了“2000年追认”的说法，其实就是配合纪念工程，把烈士信息又确认了一遍，不是第一次定性。
刘咏尧自己呢，1957年去了中国文化大学当法律系主任，算是彻底脱离了军界，1969年办了退役，手上早就是一个兵都没有了，他孙女刘若英在《我的家庭写真》里回忆说，爷爷晚年最常穿的是灰色长衫，而不是挂满勋章的军服，1998年8月22号，刘咏尧在台北中心诊所走了，遗嘱的附件里，就夹着一张发了黄的判决草稿复印件，就是当年被蒋介石退回来的那个“缓刑两年”的建议，家里人后来把它火化了，跟骨灰放在一起，好像是带走了一段说不出口的往事。
现在，那个青岛东路3号，已经变成了“台北人权教育园区”，展览柜里放着一份复制的判决书，编号还是那个“39年防字第三十八号”，玻璃底下有一行不怎么起眼的小字，本件证物由刘咏尧上将家属于2010年捐赠，没有评价，也没有结论，就是档案自己静静地躺在那，等着下一个愿意弯下腰来看的人，历史这东西，可能给不了非黑即白的答案，可只要档案还在，就留下了修正的机会，我们至少能知道，当年确实有人想在“立即执行”前面按个暂停键，虽然最后没成功，却留下了能让后人看到的一道痕迹，这道痕迹，就是历史跟传说之间最宝贵的那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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