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1月11日，黄吟秋出生在辽宁省台安县城一个店员家庭。父亲给一个小商号站柜台，靠微薄的工资来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黄吟秋读完小学后考入公费的县立师范学校，在那里他结识了奉天特支派去的共产党员李焕章，接受了很多新思想，毕业后在当地小学当教师。
1927年3月，经李焕章介绍，黄吟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台安县第一个共产党员，他在台安为党做了许多宣传工作，并组织过学生运动，后因暴露身份，于1931年7月通过关系到黑龙江省安达站第一小学任教师。
“九·一八”事变后，黄吟秋在哈尔滨同中共满洲省委接上关系，被任命为安达党组织负责人，在那里开展反日救国工作。
1923年冬，黄吟秋被调到满洲省委秘书处工作。1933年至1938年3月他先后在汤原游击三大队、汤原县委金河区、东北抗联六军、汤原县委等地开展活动。1938年，黄吟秋接连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了各种酷刑而坚强不屈，在被敌人判处死刑后，更是视死如归，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1938年春，春寒料峭，冰雪未消，一股黑色的风暴袭击了汤原、依兰、桦川、富锦、佳木斯等450公里平原和山川。3月15日佳木斯宪兵队对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进行大嫂捕。
在这次大搜捕中，中共依兰县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刘振忠在双合镇被捕。黄吟秋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于3月22晚间召开县委紧急会议，同县委书记刘振祥等研究如何营救被捕的同志和迅速通知转移尚未被捕人员方案。
这时巡逻的警察突然闯进屋来，一个警尉气势汹汹地质问黄吟秋：“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先生，我是开小铺做买卖的。”
“他是什么人（指刘振祥同志）?”
“他是电灯匠，是我请来修电灯的。”黄吟秋机智地回答。
敌人不大相信他们的话。一个警尉说：“暂时跟我们走一趟。”当晚便把他们送往日本宪兵队依兰宪兵分遣队。
日本宪兵队依兰分道队在依兰县城东北角，是一个镇压屠杀抗日军民的阎王殿。他们被关押在日本宪兵队拘留所。
深夜，两个日本宪兵将黄带到刑讯室。一个日本宪兵军曹厉声问道:“别人告你们开会，有不轨活动。”
“小买卖人，不懂什么叫开会。我请刘君来修电灯，随便畴几句家常话。”
“刘真的是电灯夫吗？”
“确实是电灯匠，不信你们去了解一下嘛。”
刘振祥的掩护职业确实是杂修工。宪兵从他家搜到一把电工钻子，又到邻居那了解情况，大家都说他是修理匠，日本宪兵这才确信，第二天下午将刘释放。
日本宪兵又将黄吟秋的妻子刘慧丽押到拘留所同黄见面。
黄非常难过而激动地说：“她是我的妻子，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她是个家庭妇女·男人的事，她什么都不知道，一一切事由我一个人承担，和她没关系…….”
“老黄，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呢。咱没干坏事，什么也不怕！”黄妻哭着说。
敌人对黄妻没有审出什么，无法给他定罪，几个开小铺的又联合起来到宪兵队做保，当夜黄妻就被放了出来。
日本宪兵队连夜对黄进行突审。一个宪兵作翻译，日本宪兵少尉审讯道：“你的问题很严重，如果不讲真话，会受到重刑。你怀孕的妻子也会跟你受罪的……”
黄深知这是日本宪兵对他进行威胁，咬定自己是干小买卖的小业主，别的一概不知。
日本宪兵少尉喊道:
“三宾的给……”
几个打手上去将黄的双手背扣在木桩上开始用刑。敌人先是打耳光，继而又用烟头烧，用皮带抽，用木棒打。
曾被敌人判了死刑的共产党员黄吟秋满脸是血，多次昏死过去。打手们用凉水一次次地将他浇醒。酷刑并未使他屈服，他坚决不承认是共产党，也不承认同抗日斗争有什么联系，咬定是普通小商人。
日本宪兵拿出最后一张王牌，把常与黄联系的一个学生董福义带到黄的面前。董贪生怕死，经不住敌人的恐吓，只被打了几个耳光就招供了。他当场指认黄是依兰共产党和抗日负责人。
面对可耻的叛徒，黄心想，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公开自己的身份，保住党的机密，同敌人进行公开的斗争。
他大义凛然地站在敌人面前：“既然如此，那么我承认本人是共产党员，是搞抗日的。只要你们日本人一天不走，我就抗战到底！”
日本宪兵少尉惊喜地说：“哟西！你的好样的。你的继续讲共产党的领导是谁？”
“共产国际！”
“住什么地方？”
“海参崴。”
“你的领导人是谁？”
“赵尚志。”
“在什么地方？”
“在山里。”
“这里的地下党，抗日救国会都有谁？”“各处都有，我还没有联系上呢？”
敌人一听黄讲的东西既笼统又都是公开的，有用的东西一点都没讲，认为黄纯粹是在绕圈子。于是又对他施以更加残酷的荆罚:压杠子、灌凉水……黄为应付敌人的追逼，便说出一些早已转移了的共产党和已牺牲了的抗联战士。
日本宪兵队派人按黄所讲的进行了认真的核查，结果不是死了，就是找不到了。他们觉得上了黄的大当，对他进行加倍的迫害。
党组织获悉黄吟秋被捕的消息后，抗联三军总指挥李兆麟利用敌人想发财的欲望，从山里秘密带信送给经营木业的日特石玉璞，让他想办法营救黄出狱，如不把黄保释出狱，所经营的木业今后就要遭殃。石害怕抗联，于是他积极用钱活动买通东亚大区特务久富、日本宪兵队特工部长许基洛，说黄是一般抗日人员，保他出狱后安份守法，做一个良民。日本宪兵队便释放了黄吟秋。
可是黄从出狱的第一天起就被敌人跟踪，他明白自己的险恶处境，只好在家养伤，暂时不去找党组织，以避开风头。为了生计，在他人的帮助下，开了一个小吃部，这样做同组织联系或许方便些。
省委很早以前托黄购买的一批电料，一直藏在县城，到1938年5月间还没有运送出去，他心里十分焦急。通过“兰发电料行”王发利经理，用马车将这批电料运到江边旅馆，准备派万交通到此地接货。马车刚行至江边，恰遇县警务科搜查班。
一个警察问：“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徒弟小徐回答说：“我们是兰发电料行的，往哈尔滨送货。”
敌人看看货物觉得可疑，于是将王经理和徒弟小徐带到县警务科。在敌人的威胁拷打下，他俩供出了真正的货主。同天黄吟秋第二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
1938年6月，日本宪兵将黄押送到哈尔滨道里监狱。敌人曾被敌人判了死刑的共产党员从叛徒口供中得知黄的身份。所以他被定为重要的“政治犯”，戴手拷和脚镣，关在两人一间的重刑牢房里。黄深知自己随时可能被敌人杀害，他对同室的难友说：
“我的案子很重，活着出去的可能性不大，咱们活一分钟就要同日本人斗一分钟。”
黄吟秋除放风外，与其他人接触不上。他就利用半小时放风时间向难友们宣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英雄事迹，教唱《抗联进行曲》、《红旗歌》等革命歌曲，以革命的乐观、高尚的情操团结难友同敌人进行斗争”。
一次，在从监狱押往伪高等法院受审途中，他看到押解人员中有一个带了枪的警察，就小声地同刘忠民等几个狱友说：“咱们不能糊里糊涂地死去，得同敌人拼他一下子。”他们悄悄商量如何夺敌人手中的枪。可当车开到伪高等法院时，那个带枪的法警先下车，跑进屋送文件，他们被关进候审室。这次行动没有得手，计划落空了。
黄吟秋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但他却毫不惧怕，在伪高等检察厅宣读起诉书时，黄同敌人针锋相对地斗争，他慷慨陈词，大骂日本法西斯侵略东北的暴行：“你们高唱的王道乐土’，是肆意屠杀中国人民挂羊头卖狗肉’的无耻行径！”他还质问日本人：“为什么协和会不协和！”
“日本人为什么比中国人高一等！”说完后，黄吟秋突然操起凳子，向检察官牧野的头上砸去，吓得敌人目瞪口呆。
1938年9月，伪高等法院以“反满抗日、鼓吹军变罪”判处黄吟秋死刑。伪高等法院的判词是:
“其罪状极为毒辣、胜过数百名共匪之行动。当审讯之时，犯罪事安大半顺服自供，但却不肯自供重大罪行。其心中仍有抗日救国意识，对共产主义极为彻底，…故认为毫无悔改情，其罪行情节亦无酌量之余地。”
判了死刑的黄吟秋，被套上刑具，押回哈道里监狱。他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回牢房，开始写上诉书。
黄判死刑后，抗联三军又对石玉璞施加压力。石玉璞在山里经营木业，不敢得罪抗联，深怕游击队将他的木业给“端了”。无奈只好再去积极奔走。他向日本人反复献策说：“黄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可以用他来破坏抗联及地下党的活动。”
日本特务久富起初没有多大兴趣，他说：“黄这人心里坏了，顽固得很。”
后来在石的一再鼓动和贿赂下，久富听信了他的话。
1938年12月末的一个风雪天，法警喊黄的身份号。黄吟秋以为今天要执行死刑了，他沉着地穿好棉袍，在走廊同难友们一一作别。一辆囚车停在狱门口。车没开往刑场，而是开到高等检察厅。两个法警将黄带到审讯室。一进门，他看到日特久富和一个不认识的日本人坐在那里吸烟。
久富开口说：
“你知道你已经出不了狱了吗？”
“当然知道，我已被判了死刑，怎么出得了狱！”
久富又突然问：
“假如现在放你出去，能为我们做事吗？”
黄干脆地说：
“那要看做什么事，我决不能做对不起祖国的事。”
久富笑了笑，接着又问：
“你认识石玉璞吗？”
“认识”。
久富说：“石君很关心你的官司。”
黄沉默。
久富说：“我要到新京（长春）一趟，有机会还会来看你。”
那个日本人一直没说话，只是吸烟。
黄又被押回监狱，众难友吃惊万分，都在为他活着回来感到庆幸。大家在放风时听黄讲了这次提审的经过。难友分析，敌人是叫黄吟秋出去后为日本人做事。黄坚决地说：“我出去后决不当汉奸。”
晚间，他秘密找到抗联战士共产党员刘忠民，他说：“敌人放我出去定有阴谋，可我决不能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刘忠民深情地说：“老黄你出去后，可不能忘了家（党）。
黄坚定地表示：“我只要不死，保证给家里办事！”
刘又嘱咐说：“出狱后要警惕敌人，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你能逃就逃吧！”
黄最后握着刘的手说：“我们都是布尔什维克，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为了党，要坚持下去。
1939年1月9日早晨，两个法警再次将黄押到高等检察厅审讯室。除久富和那个没有讲话的日本人外，日本检察官牧野也在场。
久富先说话:“黄吟秋，我们十几天前在这见过面，今天我们再谈谈。”他吸口香烟，突然问黄：“你愿意死吗？”
“当然不了，人都想活着。如果一定让我去死，那就死吧,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久富笑着说：“黄君你的勇敢的大大的！”
牧野检察官带着教训的口吻说：
“黄吟秋，你的拘留今天的停止，出去后要安份守己，抗日活动的不行。你今天跟久富先生回去吧，要好好地行事。”
第二天，久富带黄吟秋乘飞机去佳木斯。
黄吟秋到了佳木斯后，久富对他说：
“这次保你不死，主要是派你为日本人做些事，希望你尽快答复。”
黄吟秋已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他一心想找到党，继续抗日。
于是便以自己精神受到刺激，身体不好暂时不能行事来推托日本特务的威通。他深知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严峻，面对的是阴险残暴的日本特务，为了尽快找到党组织，得到党组织的帮助，就得想方设法与敌人周旋，以拖延时间。
此时，黄吟秋得到了妻子在依兰去逝的消息，他万分悲痛同时想到何不借此机会请假回依兰找党呢？便同久富讲了回依兰处理妻子丧事，久富同意他回依兰。
在妻子的姐姐家，他给省委写了封密信，要求回游击队工作，请求党组织对其进行审查。然后通过省委一个叫韩秀的交通员将此信转交给北满临时省委负责人冯仲云同志。
农历五月初六，久富带信让黄速回佳木斯。黄于五月初九回到佳木斯。这时交通员韩秀将省委书记冯仲云同志的复信交给黄，黄十分激动。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指示他：“在敌人心脏里利用合法环境做不合法的工作。”
黄吟秋接到这一指示后，考虑到开旅馆接触人较多，环境复杂，很容易掩护，便于为抗联工作。于是答应了久富的要求。他积极筹备，不久“福星旅馆”开业了。
久富把“福星旅馆”作为日特的情报交流联络点。旅馆对外正常营业。黄吟秋利用旅馆的有利条件主动接触利诱敌人。他在旅馆内开设大烟馆、设赌局，不久就挣了不少钱。日特在旅馆内吃喝玩乐，黄又给他们许多钱。特务们拿了黄的钱也就不交给黄什么情报任务了，一个劲儿地叫黄好好干，多挣钱。
黄当“福星旅馆”经理时，日伪正在北满地区大举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战士，围剿抗日根据地。
黄吟秋利用其特殊身份在这个时期掩护和救助了许多抗日工作者和家属。如；丁宝样、高显文、李凤山、邹同栋和老交通员李升等。“福星旅馆”既是日特活动据点，也是我抗联的联络网和接待站。正像黄吟秋常讲的那样：“敌人想利用我们，咱们也得利用他们。”
1939年初夏，抗联部队和地方党组织为了保存实力，避开日寇的疯狂围剿，将主力部队转入前苏联境内休整训练。抗联的同志把黄的情况向前苏联情报部门做了汇报。
同年4月初，前苏联伯力远东情报机关派前苏联谍报人员金福曾(又名金振东）等两人越境搞军事情报。他们先在鹤岗落脚干力工，不久，同来的人叛变投敌，供出了金福曾的身份。
在这紧急关头，金想起越境前有关人员曾介绍：如在满洲遇到情况可去佳木斯“福星旅馆”找黄经理，他是自己人。金福曾通过旅馆的“茶房”丁宝祥找到黄吟秋。黄怕敌人搞名堂，对金进行了多方盘问，并仔细查看了金的密件，确认金是苏方的情报人员，便让他暂避于旅馆地下室小锅炉房，别人如问，就说是新来的烧锅炉的工人。黄根据金的要求搞来了“三江省军事布置图”、“三江省协合会组织及活动内容”等重要情报。
金福曾在旅馆住了一个月。同年11月中旬封江之后，黄派丁宝祥护送金过江回前苏联送情报。他们两人整整走了三天三夜终于越境到了前苏联。丁因病在前苏联住了几个月，带一封前苏联情报机关给黄的信越境回国。后来金福曾又回来三、四次，均在黄的掩护下住在旅馆中。
1941年春，金最后一次来旅馆，黄吟秋为他搞到佳木斯市地图、江桥位置图及伪满洲国的许多报纸刊物，还有一些市区重要地点的照片等，金越境回前苏联后，再也没有回来。可以说，“福星旅馆”也是前苏联情报机关在北满的一个重要联络点。
1940年5月间，抗联某团团长张和奉命带领一个小分队护送北满省委负责人冯仲云到前苏联去。
越境前，张和的脚不慎扎伤，难以继续前行。冯仲云决定，张和暂时回乡下养伤，伤愈后再去找抗联部队。
张和身带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离开了小分队，藏在佳木斯东部抗日积极分子王文举家中。由于叛徒刘振峰告密，佳木斯宪兵队将张和同志逮捕。王文举马上跑到“福星旅馆”找到了黄吟秋。
黄吟秋沉思了一下，对王文举说：“你快些把大枪背我这来，手枪留着自己用，你这就回去，越快越好！”
深夜，王文举将大枪用麻袋包好，藏在一车山柴中。到了“福星旅馆”把步枪交给黄，黄把枪存放在地下室锅炉房中。
次日早晨，黄吟秋打电话给日特久富，说：“宪兵队有点不像话了，把刚刚携枪投降过来的人给抓起来了!”
久富问：“来降的是什么人？”
黄吟秋：“是抗联的一个士兵叫张四哥，他的一支大枪就放在旅馆地下室里。不信你来看看。”
久富放下电话，来到“福星旅馆”地下室，看见确有一支“三八”步枪。久富火了：“这件事我的不知道。”
他马上打电话给宪兵队长：“你们昨天抓的姓张的，是来我们这里投降的，还带了一支大枪在我们手里，你们抓的不行，这是我们特工策反的成绩，出了问题你们宪兵队要负责任，我的总部的报告！”
宪兵队也知道久富的厉害，怕他向上级报告，所以很快就把张和释放了。黄吟秋通过关系给张和办了一个良民证，说：“你到乡下找抗联去吧！”
黄吟秋在“福星旅馆”当经理两年多，按照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指示，忍辱负重，严格保守党的机密，积极为党工作，掩护和营敷了许多抗联干部战士及前苏联情报人员。
1941年春，黄吟秋借故辞去“福星旅馆”经理职务，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台安。
1945年10月后，黄吟秋任台安县民主政府民政科长，参与建立基层民主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东北烈士纪念馆、松江省文教用品社、四平纺织厂等单位工作。1961年在国家困难时期，组织职工发展生产。1974年从四平纺织厂离休。
然而，由于黄吟秋的历史复杂，经历曲折，党籍一直没能恢复。他在给中纪委领导的一封信中说：“我酸甜苦辣的一生，经历了疾风暴雨，酷暑严寒的摧残。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在我未闭上双眼之前，回到党的队伍中”。信中充分表达了黄吟秋对恢复党籍的迫切心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四平市委经过认真地调查、核实，弄清了黄吟秋的全部历史问题。
1985年2月9日，经中共中央和中共吉林省委批准，同意恢复黄吟秋党籍，党龄从1927年3月算起，按四平市政协副主席待遇，定为十二级干部。这个决定送到黄吟秋手上时，他已经躺在病塌上数月之久了。黄老老泪横流，感慨万端，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党啊，我终于回到你的怀抱了！”他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交了党费。
1989年8月11日凌晨，黄吟秋同志走完了83年的人生旅程，辞别人世，骨灰安放于台安烈士陵园。
缅怀先烈，致敬英雄黄吟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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