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第一相的双面人生，手握多重名臣剧本，却落得毁誉参半终|刘穆之|刘裕|南朝|司马氏|桓温|桓玄

可以说，无论是辛弃疾还是陆游都对刘裕评价都很高，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写尽昔日刘裕北伐的雄伟风采，“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陆游的：“萧相守关成汉业，穆之一死宋班师。赫连拓跋非难取，天意从来未易知。这其中都包含了二人对北伐建功的刘裕赞赏，寄托抗金复国的壮志。

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棋局中，刘裕无疑是掀翻棋盘的枭雄，朱元璋一样的人物，但很少有人知晓，这位“气吞万里如虎”的帝王背后，始终站着一位操盘全局的“棋手”——刘穆之。这位被后世称为“南朝第一名相”的寒门士人，以智谋撑起刘裕的霸业，如果多活几年，刘裕定能一统天下，不想却在功成名就之际猝然长逝，留下一段“功罪难辨”的历史争议，也让刘裕一统天下的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刘穆之本人的品智更是让人难以判断，一生难辨功罪。

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东晋时东莞郡莒县人，据闻乃汉高祖刘邦庶长子齐悼惠王刘肥的后人，估计也是瞎认祖宗，不过是为了提高家族是身份故意为之，这在重视出身的南朝并不稀奇，但实际上，此时他的家族早已衰落，其父祖皆不见于史书，只有一“从兄之父”刘爽，担任山阴令。因此，刘穆之在当时属于标准的庶族寒士，他自己后来亲口承认生活用品都很匮乏。

命运的公平之处，在于为他关上门第之门时，又为他打开了才华之窗，刘穆之很早便展现出才华，据记载，他还做过一个奇异的怪梦：有两艘船合成为一艘大船，上有华盖与奢侈的装潢，然后自己就乘着这艘船升天了。天亮后，有个老妇人问：“您昨晚做了好梦吗？”刘穆之便悉数告知，老妇人说，您必会成为宰相，然后就消失不见。这个充满玄幻色彩的梦境，或许是时人对他功业的附会，但也恰恰印证了刘穆之内心深处从未熄灭的青云之志。

但在当时的时代，再有才华没有家族的支持也是白搭，在门阀，士族的壁垒面前，寒族的才华前显得格外苍白。刘穆之的幸运之处在于，他得到高门大族济阳江氏的赏识，当时的琅琊内史江敳十分欣赏刘穆之的才华，聘他为主簿，这本是刘穆之跻身上层社会的绝佳机会，可门第的鸿沟终究难以逾越。江氏子弟对他多有讥讽，这份寄人篱下的屈辱，让刘穆之愈发清楚，要想出人头地，需要一位与他并肩破局的知己。

此时的东晋司马氏的王权早已名存实亡。各路枭雄纷纷出现，元兴二年十二月，权臣桓玄废晋安帝为平固王，建立桓楚政权。但他的出现不过是为了引出刘裕。次年，北府兵将领刘裕在京口起兵反楚，这位出身最为卑贱的寒门武将，凭借超人军事才华迅速崛起。刘裕的崛起让刘穆之看到了二人共同之处，两人同样出身贫微，同样被门阀轻视（当然，刘穆之出身比刘裕强多了），更重要的是，刘裕的雄才伟略需要一位足智多谋的辅佐者。

此时的刘裕也急需一位能统筹全局、出谋划策的谋士，就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举荐了有人刘穆之，巧合的是，当时刘穆之也因琅琊王府随晋安帝被废而失去依托，正盘算着投奔刘裕，而刘裕的信使与赶路的刘穆之在途中不期而遇，这场“双向奔赴”，不仅改变了两人的命运，更改写了东晋末年的历史走向。

从此之后，刘穆之将毕生才智倾注于刘裕的霸业。二人的君臣相宜，这不仅是基于利益的结合，更有着“同被门阀压制”的惺惺相惜。

刘裕起兵之初虽势如破竹，但缺乏合法的旗帜。刘穆之当即为刘裕定下“尊晋讨逆”的战略：重树司马氏旗帜，焚烧桓玄之父桓温的牌位，为晋安帝立庙，同时诈称持有密诏，扶持在宗室中素有威信的武陵王司马遵“总摄万机”。这一系列举措，让刘裕从“军阀起兵”转变为“奉辞伐罪”，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支持。

义熙元年，刘裕迎晋安帝回建康后，面对“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的高位任命，刘穆之让刘裕选择推辞，率军返回根据地丹徒。这一“韬光养晦”的决策，既能避开门阀锋芒，又能为日后崛起积蓄力量。但由琅琊王氏出身的的王谧担任司徒，作为刘裕的“代理人”。

义熙三年，王谧病逝，晋安帝意图让世家出身的谢混为扬州刺史、孟昶为司徒，将中枢权力重新收归门阀手中。此时留守建康的刘穆之向刘裕进言，带兵入建康，趁机夺取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等要职，建立属于自己行政班底，这是寒族势力对抗门阀政治的关键一步。

刘裕听从其言，立即赶赴建康，百官果然不敢违逆，最终他如愿获得“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等职，将东晋中枢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成为东晋最后一个权臣。要想巩固权力就必须控制军权，而要想控制军权就必须起兵作战，因此在义熙五年，刘穆之立刻建议刘裕率军北伐，这不仅能抵御外敌，更能通过军功提升威望掌控军权。

于是刘裕亲率大军北上，仅一年就灭掉南燕南燕，接着又在于义熙七年彻底平定邪教卢循起义。在这两场决定性战役中，刘穆之“常居幕中画策，决断众事”，既是刘裕的“张良”，又是稳定后方的“萧何”，至此之后刘裕愈发倚重刘穆之。

随着刘裕权势日盛，刘裕的崛起引发了门阀世家的不满，其中以卫将军、江荆二州刺史刘毅，豫州刺史诸葛长民，宗室司马休之，几人先后起兵讨伐刘裕，但最后都被刘裕铲除，在刘裕清除异己的过程中，刘穆之始终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与执行者。

为了帮刘裕掌控全局，他还建立了一套庞大的情报网络，“外所闻见，莫不大小必白，虽复闾里言谑，途陌细事，皆一二以闻”。刘裕之所以能时常拿出民间密事彰显“明察秋毫”，实则全靠刘穆之提供的情报。这种近乎“特务统治”的手段，虽为人所诟病，却为刘裕稳定政权提供了重要保障。更为难得是的，刘穆之为刘裕发现，选拔和任用大量的人才，他摒弃了门阀偏见，一律是唯才是举。

义熙十二年，就在刘裕准备一统北方之际，建康传来了刘穆之猝然病逝的消息。刘裕闻讯如遭雷击，为防朝中生变，不得不放弃大好战机，仓促率军南归，一统天下的梦想彻底破灭。

刘穆之的死因，《宋书》记载为“穆之愧惧，发病遂卒”。“愧惧”二字，引发了后世争议，意思是刘穆之因刘裕谋求“九锡”而心生不满，以死明志，堪比忠于汉末的荀彧，但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刘穆之的性格——他早在投奔刘裕之初便直言“天命已移”，从未对司马氏抱有愚忠，反而一直是刘裕代晋的积极推动者。

真正让他“愧惧”的，或许是权力格局的微妙变化：昔日刘裕“事无大小，必与穆之谋之”，而此次商议“九锡”这般重大的事，却由刘士族出身的王弘传达旨意，这对刘穆之而言，这不仅是信任的动摇，更是自己在刘裕集团中核心地位受到挑战的信号。他将毕生前途与刘裕绑定，一旦失去信任，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巨大的心理冲击，加上长期操劳积劳成疾，最终导致他一病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