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个尽可能为自己做主、尽力不妥协，依然能追寻意义的传媒人——这是否可能？罗方丹给出了她身体力行的回答。
罗方丹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期间曾是白岩松“东西联大”项目的成员。她曾在多家深度报道媒体和创作平台实习，在校期间担任校园媒体和性教育自媒体的主编，有丰富的撰稿经验。目前供职于真实故事计划，关心性别、人文与民生议题。
“一个有主体性的人能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有行动的力量。”这是罗方丹对“主体性”的理解。而她从校园到职场的过程，也是一步步寻找自己主体性的过程。对她而言，主体性不仅关乎自我认知，更关乎理想的实践路径。她在每一次抉择中发掘自我、寻找工作的意义与尊严，也在写作的过程中重申常识、用故事的形式包裹流动的感情。
她始终关注那些“具体的人”，希望以文字弥合社会的裂缝，为公共叙事注入更多利他性。即便在新闻行业面临挑战的今天，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人，联结成为“共同体”，这给予她继续留在这个行业的希望和信念。
罗方丹
她的代表作品有：
以下是罗方丹的自述。
如果不是因为2016年加入了北师大的校园媒体《京师学人》，我不会知道什么是特稿。第一次参加校媒的评稿会，我读到了李海鹏的《举重冠军之死》，这是我关于非虚构写作的启蒙。
从前我很难细分新闻写作、文学写作有什么区别。在做题家云集的中学时代，生存空间是非常狭窄的，没有太多的闲隙自我探索。我只知道自己从小到大就喜欢和擅长写作，对语文学科有一种朴素的情感，想当然地把这份热爱与文学画了等号。但报考大学时，一心想搞文学的我被录取到了心理学专业，开始在专 业之外摸索写作。
还记得大一参加“百团大战”那天，各个摊位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但《京师学人》杂志社的摊位静悄悄的，大家待在一个特别安静的角落看书、看杂志，旁边的标语写着：“相信思考的力量”，“独立深度”。这种气质吸引了我。
后来我想，那里真正吸引我的是一群青年投身于公共事业的氛围，而特稿刚好是可以承载这群青年志向的一个文体。我在《京师学人》待了三年，几乎是一个学生在这个社团中能待的最长时间。从完全不会写一句非虚构的语言，到能够合作撰稿，再到可以独立采写，我在这里完成了从记者到主编的成长。
2017年，在《京师学人》的摊位上
其实在大一入学开始尝试非虚构写作的时候，我写得很糟糕，根本不知道它的感觉和风格是什么，但一直没有停止反复修改和打磨稿件。直到半年后，我一次性交出了两篇作为主笔的稿子，和，经过社团内部投票，当选了那期杂志的前两名。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鼓励，我开始觉得，对非虚构写作的感觉不只是“感兴趣”，而是“我也能胜任”。这算是我想要从事新闻工作的起点。
后来我自己有了一套划分不同非虚构写作画像的方式。如果把非虚构写作比作调酒，那么新闻性就是基酒，文学性就是糖浆，不同媒体文学性和新闻性的含量是不同的，有各自的配方——有的更烈，有的更甜。将媒体置于文学性和新闻性构成两端的光谱上，也会是有趣的排列。我所供职的“真实故事计划”可能在偏文学性的那一头。
我对真故的画像是一个大众化的平台，他们的写作是非常关注普通人和接地气的。真故的一些价值取向是和我重合的。相较于中产的故事，我还是更加关注普通人和底层群体。当了五年的新闻练习生之后，我终于从北京最贵的写字楼之一来到“老破小”，打交道的人从明星、乐手，变成了工人、农民、罪犯家属、灰产从业者。
研究生阶段在真故实习时，我的第一篇作品是，关注阅读障碍儿童的处境，是一个七八千字的群像稿。在之前几段实习结束后，因为没有写出一篇真正意义上相对成熟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我感到遗憾，一直觉得差一口气。真故让我把这口气续上了。从这篇文章开始，我认为自己可以独立采写长篇群像了。
去年在写那篇文章时，我因为与一些阻力“赛跑”，连续30个小时没睡觉，最终成功在阻力到来前发布作品，也完成得不错。这种浓烈的日子带给我阶段性的不可逆记忆。这种获得感不局限于作品，还在于自我尺度的记录，让我知道自己在每个阶段能够写出什么样的东西。
今年年初，我从写作者变成编辑。身为作者，意味着每个选题你都是冲在一线的那个人，但编辑的视角不同，要后退一步，在主题上提炼和深入，KPI也剧增。这意味着我只能在每个选题的关键节点介入，去建立更本质的认知框架。比如有作者在写“异地恋为什么时间越来越短”这样的选题时，我可能会去阅读《爱的艺术》这类书籍，用自己的认知帮他更深入地分析和搭建稿件内容。
在编辑的位置上，我发现自己好像成了过去帮助过我的前辈，帮更多人走完了之前我在《京师学人》里走过的路。大家在遇到一些职业上的困惑，或者写作、结构、主题上的问题的时候会来找我。有时我手底下带七八个实习生，有的人什么也没写过，要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讲。但渐渐地，我看到大家的成长和变化都很大。
最近有位写作者告诉我，她希望可以多打开和我的聊天框，因为和我交流的感觉非常好，希望可以多多和我合作。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正反馈，也是一种理想的回响。
回想起来，我人生中的很多自我属性和形状，都是在选择中不断凸显的。比如几次实习的选择，本质上也是一种价值排序。每次离开，都是一种对不想过的人生的拒斥。
离开第一次实习所在的平台，是因为办公室政治让周围渐渐失去了好好写稿的氛围。我喜欢纯粹做事的环境，而不是权力斗争，我无法从繁芜的信息里梳理出我应该站在哪派，只是单纯想哪里能做事，我就去哪里。后来离开互联网的创作岗位，也是因为它的内容本质仍是商业公关，即使包装成漂亮的特稿，本质还是为一方唱赞歌。我不能接受我的写作一直是为某一方而服务的。
毕业前，我收到过一家时尚杂志的高薪入职邀约：采访艺人前，一周的工作是从第一张专辑听到最后一张专辑。写华丽的文字，有专门的视觉总监和团队帮忙包装设计。然而尽管它能带来流量和掌声，好像所有人都很满意，但唯独让我自己找不到充足的意义。
我没有接下邀约。后来入职真故，出差的时候，我坐在访谈对象的六座五菱宏光上，听着乡村电子乐翻山越岭。去他负责的甘蔗地，在仓库打包装箱干一下午，又和八个男人一起搬运一百多箱五斤装番石榴。活在真实中的感觉，让我快乐。
坐在受访者的五菱宏光上翻山越岭
在更早之前，保研去中传读新闻前，我也面临抉择。当时有人劝我不要去，但我还是认为，体验之后才有说服自己的理由，别人是没有办法说服我的。因为我不是新闻写作的“科班生”，我想亲身体验所谓“正统”的新闻教育是怎样的，想弄明白它背后的逻辑体系，再去看到底认不认同。
后来我发现，一些研究生的学术课程，比如论文写作、社会学研究方法等等，我本科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学过，再听也觉得不是很有意思。我来读研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在未来进入市场媒体，从事新闻工作。所以我以助教的身份，几乎全程参与了导师罗哲宇给本科生开设的所有新闻实务课程。我觉得这些课确实是值得上的，在已经有了业界采写的经验之后，再去听，仍然非常有收获。
比如新闻伦理的原则，之前我在实践中的学习是问题导向的：每次遇到一个问题后，编辑告诉你怎么办，至于没有遇到的问题只能等以后再解决。而罗哲宇老师的教学让我有了更系统的认知。后来在业界遇到难题，我依然会用她教的善意原则等去判断。这样的系统性思维，不是直接给出一百个问题的答案，而是说我可以自己解决其它的问题了。
在中传的三年，我还加入了白岩松老师的“东西联大”（注：面向北大、清华、人大、中传四所学校招收学生的“新闻私塾”，每月一课，学制两年）。我对大多数集体没有那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是“东西联大”整个集体所传递的精神气质和底色是我所认同的。
这种气质由白岩松老师奠定。他认为“东西联大”是在培养“一群坐在时代火车头上的人”，希望把我们的认识提升到利他层面，成为对社会有意义的人。这种意义不来自外部标准，而源于内心对“更好的世界应该是怎样”的认同。
在“东西联大”的两年，我参与了三个环节的课程：写作、历史和人性。我觉得很有帮助的是持续几个月的国际史学习。我们被要求以十年为单位，重新梳理漫长的历史。这让我跳出应试教育，对世界的来路形成了更扎实的认识，也更能理解当下的一些发展趋势。
直到今天，我们同批这十一个人散在各行各业，但只要想到我们仍在各自的领域，怀着对世界如何变得更好的共识并为之努力，我会觉得安心。在这个共同体里，我们染上了相同的底色。就像火锅一样，所有人进去之后涮一下就有了相近的味道，那或许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气质。
近年来“主体性”这个词特别火，但主体性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它不是长在表面的枝叶，而是深扎在土壤里的根系。和罗哲宇老师的接触以及“东西联大”那两年的教育，就是帮我培育了这个根系。
抛开心理学的定义，我直观的感受是，主体性就是能通过自己的意识独立判断和行动。它小到能帮助你在感情中识别对方是否是NPD（自恋型人格障碍），大到在面对社会热点时不被情绪和片面之词裹挟。
一个有主体性的人能清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有行动的力量，这背后有个人的价值排序支撑。就像我最近在看的日剧《重启人生》，里面的女主非常清楚地知道友谊在自己的人生排序中大于爱情和事业，所以她轮回了200年都是为了去拯救朋友免于空难。再往深处说，我认同的主体性还包含对他人需求的体察与共情，而不是为了实现自我就无视他人。有接收爱的配得感，也有给予爱的能力。
但当下很多人讨论的话题离主体性很远。比如许多男性在婚恋认知上并没有主体性，他们只是将娶妻生子当作一个合格男人的身份标准。舆论场的分裂与对立的加剧也与此有关。事实上，无论是什么性别，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困于僵化的社会结构与角色期待。我一直关注性别议题，并认同这样的观点：真正的性别平等，不是任何一个群体压倒另一个群体，而是以提高所有人的福祉为目标，致力于让每个人都能以“主体”身份去实现自我。
这种“主体性”不是单靠心理咨询就能获得的，还需靠实践的苦功搭建。只有这样，你才能看清社会，看清自己的位置。
在这个行业里待久了，“新闻理想”会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词，我偶尔会被问到：你是一个有新闻理想的人吗？
我没办法回答。因为我不太喜欢被建构的概念，“新闻理想”这个词已经被太多人讨论，被赋予太多意义了。如果我说我是个有新闻理想的人，大家听到的其实是自己所理解的新闻理想。所以，我可能会说我是个有理想的人吧。
我不是一个很务实的人，非常需要一些抽象的情怀去滋养自己的人生。理想是我的基本养料，失去它，我觉得自己会变成行尸走肉。非虚构写作承载了我的理想。重新描摹那些被遗忘的常识轮廓，通过文字来弥合社会分裂，给社会带来一些利他属性的东西，这是我理想落地的方式。
在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想写那些“超出社会认知0.5步”的东西。但现在我意识到社会并不是线性发展的，认知时常会倒退。所以当你数十年如一日地站在原地，坚持去描摹一种基本价值，这本身就是一种推动——因为社会在后退，坚守原地便成了一种前进。有时，如果再激进地往前推，反而可能会被吞噬。
我的策略之一是重新描摹常识与底线。比如我写劳荣枝的哥哥，只是想阐明两个常识：第一，当家人犯罪时，亲属可以不与之割席；第二，即便是杀人犯，也有权请律师。类似的常识还有很多，比如“罪刑均衡”，不是所有过错都需以死刑作为惩罚，再比如“女人也是人”。这些本应是共识，但在一个戾气比较重的氛围里，很多人已经丧失了这些基本认知。
在江西重走与劳荣枝经历相关场所
而要做到“重申常识”，就必须要在选题上敢于挑战大众认知和舆论。例如当公众一致认为某起事件的起诉方是“诬告”时，我们去阐明“败诉不等于诬告”；当舆论呼吁“株连九族”时，我们去讲述犯罪者家属的处境与权利。很多时候仅仅是在陈述常识，声音就会显得非常“先锋”。但关键不在于正面驳斥和严厉说教，而是用柔软的故事去包裹常识。
新闻本身应该是支持包容与多元的事业，在当下保守的社会中必然存在张力。对抗这种弥漫的敌意，也许写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就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改变。故事就是传播的最大公约数，它像音乐一样是无国界的，任何人都可以去消化一个故事中流动着的情感，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听懂一个道理或一段评论。
我跟踪过一个医患矛盾事件，寻找目击者时，发出70封约访函，最后可能只有7个人回复，其中3个人在骂“吃人血馒头”，但只要有一个人回复，并且愿意告知当天发生的事，甚至介绍其他人参与采访，那这个选题就得以推进了。当下大众对新闻行业的评价比较负面，比如做逝者相关的报道，经常会被等同于“吃人血馒头”，但这两者之间的逻辑是非常远的。
不过我想，在一堆谩骂中即使只有一个人心怀感激，这就是一个需要去做的事情。如果都不去做，难道要把这个世界让给那些骂你的人吗？
所以，我的方法是区分不同的声音，聚焦可以争取的人。那些为了流量而恶意攻击的极端声音，他们的认知和我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对话是无效的。我会在意并愿意花时间去回应的，是摇摆或中立的声音。他们可能曾被灌输一些极端观点，但看到文章后产生了困惑和思考。针对这些人多做一些解释，就可能让他们的认知不那么极端，甚至因此阻止一个潜在的社会悲剧。
当前很多同行朋友会提到自己的“无力感”。不过就我而言，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做些什么来宽慰自己。我不期望一个报道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要放下救世主的情怀。但我足够认同报道本身的价值，发出来和没发出来一定是有区别的。比如写一篇关于易被误诊疾病的报道，可能就有更多人去看病，少走一些弯路。
在现实生活中，记者是可以链接到很多资源的。在做缅北那篇文章时，我遇到一个因为缺三千块学费而快要辍学的女孩。我把她的处境写进文章，有很多读者要给她捐款。后来我们联系了公益组织去做流程化链接，三个小时就筹够了她上高中和大学的全部学费。
而且，当你站到新闻共同体的角度时，你会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大家共同针对一个阶段的议程在努力，有人拍视频、有人摄影、有人写特稿。我是比较早一批去做缅北报道的作者，稿子发出后一周时间我都在对接不同的记者，把我了解的信息交接给他们继续去深入。
走进这个行业后，我们还会加入非常多的群聊，在这个社会网络节点找到可以调度的资源。我们有记者群，大家会毫无保留地交换线索，自己没做完的、没办法做的，倒在了半路上，就会把接力棒交给别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捡起来继续跑。还有律媒联合群，记者在群里说有一个案件需要帮助，马上会有律师来承接，也能给底层受访者对接到一些援助。
现在身边一些人入行后不久就说对行业感到失望，觉得“新闻行业完了”，我能够理解。当你没有看到那些具体的人时，你可能会怀疑、会虚无。但当地震发生，你可以在记者群里第一时间获得消息，并且看到有人在凌晨2点马上收拾行李出发，有人在群里提醒需要准备和注意什么。这种互助的过程、行动的状态以及这些人在给我具体的希望和信念。
所以我觉得要去相信的是人，而不是任何一家媒体或某个范围内的行业。反过来说，不能看到行业的一些表象觉得不行了，就去否定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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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管佳颖 牛润哲 彭思雨
编辑 | 王熙媛
值班编辑 | 汤博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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