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后期，各根据地干部被抽调到延安学习，作为在晋绥开辟根据地的120师也抽调不少干部来延安，如贺炳炎、廖汉生都是旅职干部。他们到延安一边学习，一边搞大生产运动，生活和工作很充实，就是因为敌人经济封锁，作为后方的延安比前线还艰苦。
在延安学习期间，经历过整风运动，让很多干部思想上得到提升，廖汉生就是其中一位。过去总觉得自己是红2军团出来的，政治水平比其他部队干部低一些。源于2军团曾经一度解散政治机关，不少老将被扣上“改组派”而牺牲。
如今来到延安在军政学院和党校学习后，去掉了自卑的帽子。同时，也让他对过去老首长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认识。
贺老总在南昌起义后回到桑植老队伍，成立红4军，后改为红2军。此后与红6军合编组建红2军团。可在第一次、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有不小失利，以及内部抓改组派等，部队缩编为红3军。直到与中央红军先遣部队会师后，恢复红2军团的番号。
这支部队长期远离中央孤军奋战，加上内部一度将政治机关解散，导致部队思想水平不高。部队上下基本上依靠贺老总的威信。廖汉生说：大家把贺老总当作一个了不起的个人英雄来崇拜，对方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而且头脑中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即便在左倾路线导致部队政治工作被取消，甚至党组织被取消，可依然认为跟着老总一定有出路的思想支撑。
随着三大红军会师后，2军团结束孤军奋战的处境，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让不少指战员大开眼界，相信当领导超过崇拜个人英雄。
在二方面军内部，尤其在2方面军有些人对首长看法不一，或抱怨是军阀主义，或指责2方面军是个人的部队。让跟随多年工作的老部下们受委屈。如4师师长卢冬生，被空降来的政委、副师长扣上“军阀主义”的帽子，在全师干部、战士大会上点名批评。卢冬生等人是心有不愿，直接交权离开，把几位空降干部弄懵了。
像廖汉生和贺炳炎被用作指责上级“任用亲信”的话柄，很多人不清楚廖汉生与贺的关系，过去廖汉生的父亲就在老总帐下效力，老总还把自己的外甥女介绍给廖汉生，成为外甥女婿与舅舅的关系。
当然，有人或许认为这层关系很近，不然1933年参军，1934年就成为师政委。其实，要说没多大关系也不太可能，但绝对不占据主因。因为夏把红3军弄得没有政治机关以及党组织，后来组建恢复，很多干部不愿到政治机关，而廖汉生又从地方到部队，没有涉及所谓“改组派”，在关向应的亲自调教下开始干政治工作，不久提拔为团职，后改为师政委。
廖汉生提拔如此之快，也是因为部队非常需要有些问题的干部来做政治工作，只能说被赶上了。贺炳炎在土地革命早期跟着父亲一起与贺老总闹革命，贺炳炎年纪不大，打仗很猛，经常担负硬仗、恶仗，有贺炳炎在贺老总就放心。
当他俩被扣上帽子后，内心是恼火的，甚至要求离开120师。他们还找到政委关向应发牢骚；我们师为革命，不一定非要跟着老总，可以离开。
他们是被气的了，实际上当初没有老总，他俩又会在哪里呢？廖汉生说：没有老总，我廖汉生现在不知道干什么呢。从这一刻也反映出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一方面对待老首长的认识片面，另一方面不能将他所崇拜的英雄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因此思想上很困惑，困惑自己是因为革命，还是因为追随某个人。
在此后的学习中，不少干部在思想混乱中捋顺认识。贺老总坚持革命的，对党忠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家跟着老总干革命，跟着他闹革命就是等于跟着党中央闹革命，这就是本质。当然，没有人没有缺点，谁都有，但要通过现象看本质。
可以说，有人对老总过去有看法也是片面的，没有完全了解本质，在整风中，大家对贺老总认识更全面，由过去带有较多感情色彩的感性认识上升了能够深入本质的理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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