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凤阳老家传来消息，说信国公汤和病了。
宫里接到奏报的时候，朱元璋正在御书房看兵部送来的边防简报。
他没说话，只是把折子往桌上一放，缓缓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风吹得黄叶纷飞，天色灰得发沉。
他盯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看了半天，才轻轻说了一句：“汤和啊，真是聪明人。”
这话没人敢接。
汤和是朱元璋少年时期的玩伴，也是跟着他打下大半个江山的老兄弟。
可后来在位子坐稳之后，朱元璋亲手清洗了三十位开国功臣，几乎一个不剩。
汤和却活到了老，善终，还能在老家闭眼之前，收到皇帝送去的太医和御药。
这事儿说起来，确实不太寻常。
那会儿朝廷气氛紧得很。
胡惟庸案刚过，蓝玉案又起，锦衣卫满城查人。
人心惶惶，连正三品的官也不敢轻易在私宅多留客。
可偏偏这时候，凤阳那边传来一个消息，说汤和“自请辞职”，理由是年迈体衰，请求还乡养老。
这不是普通人能说出口的话。
那时候谁敢自己说不干了？朝廷还没动手，你先退了，万一被皇帝以“意图不轨”定个罪名，连累三族都有可能。
可他真就退了，还退得干净。
兵权一交、不留家将、不再上朝，从此深居简出。
老百姓说他是“明朝最会走路的功臣”，不是说他武艺高，而是说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走，怎么走，走到哪去。
朱元璋没为难他，只在汤和辞官那年赐了一块匾，四个字：“知进知退”。
这块匾现在还在，挂在凤阳老宅的正厅上。
其实类似的“聪明人”在那会儿并不多。
比如耿炳文，打仗厉害，领兵也稳，可朱元璋偏偏没重用他。
原因倒不是他做错了什么，而是他太安静了。
朝堂上从不多言，边防军务也处理得四平八稳，没给皇帝添麻烦，也没给自己树敌。
别人升官，他照旧镇守边疆。
朱元璋有一次还对左丞相李善长说：“耿炳文这种人，可用，但不可重。”
李善长那时候还没出事，听了这话也只是低头应了声“是”。
而沐英就更特殊了。
他是朱元璋的义子，从小在身边长大。
有人说他是“半个皇族”，可沐英自己从不这么看。
他镇守云南多年，从不插手朝政，连朝廷的政令也常常晚几个月才知道。
他不姓朱，是他自己坚持改回本姓。
他说：“我是皇上养大的，不是皇上生的。”
有一次，朱元璋让他进京述职，他只带了两个随从，不带兵，也不带礼。
他说：“我是来请罪的，不是来邀功的。”
朱元璋听了这话，反倒笑了，说：“你这孩子，倒是比那些老狐狸清楚。”
郭英的情况又不一样。
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武人，脑子里只有军务，没有官场。
他打仗狠，行军快，军纪严，手下的兵都说他是“铁将军”。
可他从不主动求官，甚至连封赏都常常推辞。
朱元璋曾私下问他：“你怎么总不来报功？”
郭英只说了一句：“打仗是职责，不是买卖。”
这话传出去之后，朝廷上有些人开始嘀咕，说这人太“直”，怕是早晚要出事。
可朱元璋一直没动他。
大概他心里也清楚，这样的“武痴”，用得安心，不用也无害。
可这几个人能活下来，真就只是“会做人”吗？
其实不全是。
朱元璋对功臣的疑心，是从太子朱标早死那年开始的。
那时候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如从前，皇太孙朱允炆年纪轻，性子软。
朱元璋看着那些手握兵权的大臣，心里就忐忑。
他担心这些人将来不服新君，搞出乱子。
于是决定先动手，把不听话的、可能有野心的、哪怕只是“太聪明”的人，一个个清理掉。
胡惟庸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
那年是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是丞相，权势极大。
朱元璋找了个理由，说他“图谋不轨”，结果一查就是几万人被牵连，连隔了五服的亲戚都没放过。
后来蓝玉案更大，牵连朝廷三分之一的武将。
那个时候，连锦衣卫指挥使蒋瓛都说：“再查下去，京城的官就剩咱几个了。”
可就在这样的风口浪尖上，汤和、沐英、耿炳文、郭英，这四个人偏偏都活了下来。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功劳，也不是因为他们运气好。
他们都曾是朱元璋最倚重的人马。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不争。
不争权、不争名、不争地盘。
有的主动退，有的甘愿守边，有的只管打仗，有的压根不说话。
朱元璋不是不知道他们的本事，也不是没起过疑心。
可每次想动手，又找不到理由。
再加上这些人或多或少有点“私人情分”，要下手也得三思。
有人说他们是“老朱的甜枣”。
说得挺对。
朱元璋杀了那么多人，也得留下几个“榜样”让人看看——不是所有功臣都会被杀。
只要你忠诚、识相、不添乱，也能活得安稳。
这话听着冷，可在那种时代，已经是极大的宽容了。
洪武二十四年，汤和病逝于凤阳，终年六十七岁。
朱元璋亲笔写了悼词，赐葬于故里，还派太监送去灵柩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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