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0年冬夜，宫灯映得石阶发亮，朱元璋在奉天殿前踱步良久。近侍小声提醒：“陛下，该歇了。”他摆摆手，眺着昏黄烛火，心中却闪过的不是兵马与城池，而是那位久病在家的诚意伯——刘伯温。若将大明开国比作一盘棋，刘伯温无疑是那枚举足轻重的“帅”。
回到二十年前，元末风雨如晦。刘伯温在青田山中隐居讲学，自号“青田先生”。彼时的朱元璋刚下定决心北伐，军中虽猛将如云，却缺乏能运筹帷幄的谋臣。胡大海荐举“浙东四先生”，朱元璋连发两道诏书，“务必请来！”第一次，刘伯温回以一份剑意未明的谢礼；第二次，孙炎带着帝意而来。传说里，两人短暂交谈，“当为苍生共谋”八字定终身。自此，刘伯温走出山林，投入淮右小明王帐下，战鼓声中献上自己最锋利的谋略。
从攻克婺州到定中原，从徐州会战到鄱阳湖大决战，军令如山，而案头机宜更胜刀兵。朱元璋的《平吴策》《北伐策》多有刘伯温的笔踪。洪武元年登基大典，群臣环立，徐达受封魏国公，李善长得了宣国公，常遇春被授开国侯，轮到刘伯温，仅列伯爵。许多人替他抱不平，可他微微一笑，拱手而退。有人私下问他可否失落，刘伯温只答六字：“功未竟，何谈封。”
新朝的梁柱就位，党争随之滋生。以凤阳旧部为主的淮西集团握兵柄，而以东南士人汇聚的浙东集团掌章奏。刘伯温出任御史中丞，弹劾如风，凡贪墨、骄恣，皆难逃其笔。被揭短的武将牙根咬得咯吱作响，胡惟庸首当其冲。史卷称，胡惟庸私下拊案道：“此老多事！”短短六字，尽显杀机。
洪武五年，刘伯温告病还乡。表面是修养，实则避祸。谁知他仍留心政务，查得浙闽交界淡洋盐梢狼藉，上奏弹劾地方守臣。奏疏绕过户部直接进呈，胡惟庸觉面上无光，暗中蓄怨。更糟的是，奏折提及“王气”二字，恰触朱元璋最忌的逆鳞。基于篡位阴影与疑忌心理，帝心起了波澜。于是，刘伯温被诏返京养病，实际上成了“软禁”。
时间来到洪武八年正月，刘伯温病重。朱元璋命胡惟庸携太医院方子探视。药渗苦味，刘伯温服后剧咳不止，甚至自觉脏腑如焚。他低声对长子刘琏说：“此药不祥。”琏答：“父亲，可否再奏明？”刘伯温抬手示意：“此刻说，只徒增猜疑。”
三月初，皇帝准其返乡。沿途护送的锦衣卫不离左右。到青田才数日，刘伯温就停了所有药物，努力调息自疗，却已无济于事。四月十六日，春雨未歇，他分付子侄：“基若不起，可将天象书册悉献阙下，勿再论星象。”言毕，气绝而亡，终年六十五岁。
噩耗传到南京，朝廷震动。有人上疏曰：“基公为国立功，竟遭毒手。”朱元璋先震怒，旋即沉默。史臣涂节指胡惟庸曾携医下毒，证据是刘伯温自称“药下病剧”。胡惟庸矢口否认，辩称“臣岂敢加害功臣”。朱元璋暗中调查，却并未立即发作。直到1387年，胡惟庸案爆发，“谋逆”“结党”“加害同僚”等五条大罪并列，其四条正是“毒杀诚意伯”。
今天回望卷帙浩繁的《明太祖实录》，剧毒之说确有笔墨，但也难排除君臣合谋或帝王默许的可能。朱元璋深谙“狡兔死，良犬烹”的帝王术，他对功高之人从来君子加箠。让胡惟庸出面探病，既显恩宠，又置刘伯温于危境，可进可退，手段滴水不漏。
然而，刘伯温自身的性情同样埋下隐患。志在千秋大治的他，不肯退居二线，频频触及权臣与皇帝的敏感神经；他不畏强权，反而助长了对立。若能早些偃兵息鼓，或学张良挂印归山，大概不会落到以“药死”惊悚收场。可正是这份不肯退让的执拗，使他在死后仍被推崇为“人书俱老”的奇士。
嘉靖年间，世宗特许刘伯温配享太庙；再往后，民间传说把他塑成神机妙算的“江南半仙”。历史终归以自己的方式铭刻功过。胡惟庸被诛三族，朱元璋晚年孑然，唯独刘伯温，虽死犹荣，墓前青草年年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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