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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32年的江西瑞金，一位57岁的妇女背着行囊踏进叶坪村。
正在办公的周总理闻讯赶来，像孩子般拉起她的手连声说：到了就好，到了就好。
周总理面前这位看似普通的老人，就是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
时间回溯到一个清晨，杨振德默默整理着丈夫的行装，邓廷忠因主张抗击法军边境而得罪权贵判流放边疆。
她变卖了最后几件首饰，抱着年幼的邓颖超，在晨雾弥漫的码头为丈夫送行，这一别，竟是永诀。
丈夫遭流放后，杨振德踏上了颠沛流离之路——先辗转至广州，后又漂泊到上海，全凭一手医术勉强糊口。
在那个女子独立谋生难如登天的年代，她既是孤身一人的母亲，又要带着年幼的女儿辗转异乡。
年轻时的邓颖超和母亲杨振德
三年后，等来的却是丈夫在归途中病逝的噩耗，更令她心痛的是，丈夫在遗信中竟要求给七岁的女儿缠足。
杨振德将信紧紧攥在手里，这位从小受益于开明父母、未曾缠足的母亲，毅然拒绝了这种封建陋习。
北平秋意正浓，杨振德留在了一所学校任教，这里汇聚着各种新思潮，校长陈翼龙是一位致力于社会改革的理想主义者，她曾郑重地对女儿说：人要自己站着，跟进步的路走。
这句话像一粒种子在年轻的邓颖超心中生根发芽。
很快邓颖超加入了组织，也是在这里，邓颖超经李大钊介绍认识了在天津求学的周总理。
“觉悟社”部分成员，前排右三是邓颖超，后排右一是周恩来
1925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照
周总理直到赴法留学后才在书信中向邓颖超表露心迹，之后他随信寄来一张照片，邓颖超看着照片喜不自禁，而这一切都被细心的母亲看在眼里。
她接过照片，仔细端详着那个眉目清秀、眼神坚定的青年，缓缓对女儿说道：这人靠得住。
简短的六个字，也成就了一段革命姻缘，最终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轨迹。
二人结婚后，杨振德特意赶去为他们打理家务，更开始默默支持着女儿女婿的革命工作，做他们最可靠的后盾，从这时起，她的命运就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
当时邓颖超身体虚弱，又处于白色恐怖时期，杨振德便以行医为掩护，主动承担起地下交通员的重任。
她将密信藏在药箱夹层，借着出诊的机会传递情报，用智慧和勇气多次帮助革命同志化险为夷。
后来她来到瑞金苏区，年近花甲的杨振德主动要求到中央红色医院工作，当时苏区缺医少药，她每天背着竹篓上山采药，用传统医术为红军伤员治病。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这位白发渐生的老人成了许多年轻战士心中的"杨妈妈"。
得空时，杨振德还邀约贺子珍的母亲等人一同筹办扫盲班，她既教妇女们识文断字，帮她们挣脱“睁眼瞎”的桎梏，鼓励女性平等，勇敢追求自由。
1934年，红军主力踏上长征之路，组织考虑到杨振德年事已高不便承受长途跋涉的艰辛，便安排她留在中央苏区。
杨振德亲笔写给女儿女婿的信
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她就在南昌不幸被捕，随后被押往九江反省院关押。
敌人摸清她的特殊身份后，立刻展开威逼利诱，轮番施压逼她写下书信，劝说女儿脱离共产党，妄图以此瓦解革命力量。
面对威胁，杨振德毫无惧色，她甚至义正词严地反驳：子女的事父母本就不该干涉，你看那蒋介石，不也一样管不了自己的孩子？
这句话直戳敌人痛处——当时蒋经国在苏联公开批评其父的政策，敌人无言以对，只能继续关押她。
在监狱的三年里，杨振德始终保持革命者的气节与尊严，她利用自己的医术为狱友治病，甚至还救治过监狱官员的亲属，她所做的一切为她赢得了尊重。
当62岁的杨振德在武汉与女儿女婿团聚时，多年的牢狱生活已让她的身体十分虚弱，视力也严重受损，但她仍然继续在革命道路上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红军时期像杨振德这样年纪参加革命的知识女性寥寥无几，她的选择，既源于对女儿女婿革命事业的支持，更出于自己对进步理想的不懈追求。
她或许不曾想过要成为什么榜样，只是按照内心的指引，但正是这种平凡的坚持，最终成就了一段不平凡的人生传奇。
参考资料：
《邓颖超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华女英烈》，人民出版社
《革命母亲的故事》，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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