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十月初的一个清晨，鲁西南鄄城雾气尚未散尽，十二纵的营房却已人声鼎沸。李先念在院子里踱着步子，焦虑写在脸上。自从中原突围到达晋南，再辗转北上归入晋冀鲁豫野战军，官兵们的身体勉强恢复，心气儿却始终提不上来。大伙儿心里都清楚：那段连续丢失根据地、转战千里的经历，像块压在胸口的巨石。李先念望着一张张年轻却满是风霜的面孔，忽然下定决心——“得找位分量够、又跟我们没有历史隔阂的人，给大家开解开解。”他心里蹦出的第一个名字，正是陈毅。
有意思的是，李先念此番请陈毅，却倒像是“报还”当年陈毅去晋城讲话的情分。那一回，陈毅来得突然，几乎是插着腰挺进会场，张口便说：“谁说你们中原军区没打出名堂？蒋介石三十万主力缠住了半年，这还不叫贡献？”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压在战士们心头的阴霾顿时散了大半。李先念记住了，也明白了什么叫“将心比心”。
这回拉陈老总来鄄城，可不是走过场。李先念把部队过去的伤疤摆到桌面，坦白得近乎残忍：棉衣不足、弹药短缺、情绪低落，甚至有人说“是不是革命走到头了”。陈毅听完，没急着表态，只抬手掐了掐烟卷，半晌才道：“行，这事我包了。”
十月中旬，十二纵连以上干部在一处破旧的戏楼里集合。檐角瓦片摇摇欲坠，台下坐着几百号人，却静得能听见呼吸声。陈毅没有稿子，上来便抛出一句：“打仗这几年，谁怕过苦？可要是不咬着牙往前走，全国人民的苦怎么翻身？”句式平白，可冲击力极大。随后他用大量数据和实例肯定中原突围的战略意义——敌人主力被拖在长江以北，为刘邓大军南下赢得了宝贵窗口。讲到动情处，他拍拍桌子：“换成别的部队，能不能顶住？不一定！”
短短一个多小时，士气像被拨亮的油灯，呼啦一下就旺了起来。会后许多人围着陈毅，七嘴八舌地提问题。陈毅哈哈一笑：“问题留着路上解决，先跟李司令打几仗找找感觉。”这一段小插曲，在不少老兵回忆录里被反复提到，足见分量。
热血归热血，现实仍摆在那里。十二纵随即进入紧张的野外训练，补充新兵、整顿装备、改编番号，任务一件接着一件。李先念边抓落实，边频繁向前总纵队（时称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递交电报，汇报部队状况。他深知，下一步南下大别山，考验的是顽强意志，更是指挥员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
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二纵在光山县同刘邓大军会合。当天黄昏，远处山坡燃起的篝火星星点点，人声伴着秋虫叫，像久旱后的第一场雨。刘伯承握着李先念的手，没有多说，只淡淡一句：“路不好走，可非走不可。”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随后被战士们当成座右铭，写在枪托、刻在水壶。
十二月上旬，部队渡过淮河，分批进入鄂豫皖交界的崇山密林。大别山当年气候阴冷、山路陡峭，村舍稀疏。运输难，群众基础薄弱，七分仗打，三分靠送粮。早先洪学智、赵镈等人留下的土工作业痕迹尚在，却远谈不上牢靠。为了站稳脚跟，李先念要求各团迅速展开武装宣传，帮助群众秋收，同敌人竞速抢粮。当地百姓后来回忆：“解放军半夜帮咱砍稻，白天帮抬柴，还分粮食给我们。”民心就这样一点点争取来。
敌人随即增兵，试图再演“围山打援”老戏。陈老总在前方主持兵团会议，与粟裕、李先念再度碰头。三人研究出“分进合击、以快制快”的打法：主力部队隐蔽穿插，支队出其不意咬住敌人侧翼，纵队则负责割断交通线。十二纵抢先在黄安以东的水口集截获敌工兵营，缴获重机枪十余挺、骡马百余匹，为山地机动作准备。短暂胜利进一步稳固了军心。
进入一九四八年春，战场形势出现拐点。东北野战军在松辽会战胜利，百万大军南下，南京、上海岌岌可危。此时华东野战军也在濮阳休整，酝酿是否立即渡江。粟裕虽抱南线决战之志，却担心后方未稳，一度倾向“再在中原打两仗”。正巧李先念受命北上西柏坡述职，途经濮阳。粟裕托陈毅做东，专门请李先念介绍当年在大别山的得失。三人在窑洞里推杯换盏，谈到夜深仍不散。李先念把“一支兵力牵制十倍之敌”的经验交待得明明白白，还当场表示愿意向中央转达粟裕的设想。后来历史果然朝着“不急渡江”的方向发展，濮阳密谈功不可没。
再往后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战略决战三大战役”。在淮海会战中，十二纵化整为零，切断徐蚌线南北通道。张帅、韩东山带队夜袭于集车站，炸断铁轨二十余处，硬生生把黄百韬兵团摁死在狭小包围圈内。失去机动，国民党军只能听天由命。战后总结时，陈毅把功劳线索分得很细，但仍强调：“要记住，大别山时期的十二纵，如果当时没站稳，后来就没有今天这摧枯拉朽的态势。”
回看这段曲折历程，核心脉络其实并不复杂：士气——团结——战略眼光——群众支持。李先念请陈毅讲话，只是其中的一环，却恰恰是点穴之笔。没有那一次推心置腹，十二纵未必能在大别山立足；而大别山若立不住，华东、华中战局难免受到牵连。历史的齿轮就是在这样的细节里悄然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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