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母系到父权：恩格斯眼中的女性处境与解放核心
一个妻子和一个卖淫的妓女有什么区别？有位神秘人曾这样回答：妻子和妓女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妻子不像妓女那样按次数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性“出卖”，沦为依附者。张爱玲也说过，若结婚是为了维持生计，那婚姻便是长期卖淫。
今天我冒了不小的风险聊这个话题，毕竟我的粉丝85%都是男性。你或许会想，我是不是要为女性发声、刻意制造性别对立？其实不然，今天我们核心思考两个问题：一是人类如何从母系社会女性当家的局面，转变为父权社会？二是女性从根本上实现独立的先决条件，到底是什么？
说出开篇那句话的神秘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恩格斯。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关于女性社会地位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后世女性主义者。这本书里，恩格斯详细阐述了人类从母系社会走向父权社会的关键逻辑，他认为，这一转变的根本动力，是私有制的产生。
在原始共产制的母系氏族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实行群婚制，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女性在社会中拥有崇高地位，主导着氏族运转。随着生产力逐步发展，尤其是畜牧业、耕犁农业出现后，男性凭借体力优势，逐渐成为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与占有者。而核心规律的是：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掌握社会权利。
男性掌权后，为确保私有财产能传给亲生子女，婚姻形态从对偶婚逐步过渡到专偶制（即一夫一妻制），但这种婚姻是以丈夫支配妻子为核心，女性被束缚在家庭劳动中，母系制度也随之慢慢被推翻。由此可见，男性推动生产力发展、掌控生产资料后掌握权利，最终确立了父权社会。
再看第二个问题，恩格斯在书中明确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归到公共事业中去；而要实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属性。这里藏着两个核心重点，缺一不可。
第一个重点是“女性回归公共事业”。所谓公共事业，本质就是生产劳动，放在当下，最普遍的形式就是参与社会工作。只有投身生产劳动，女性才能实现经济独立，进而建立自身的社会地位，塑造以自我为核心的主体意识，摆脱对他人的依附。
第二个重点是“消除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比如古代男耕女织，工厂出现前，工人需将生产资料带回家劳作，家庭本身就是生产单元；如今家庭生产功能大幅弱化，但家务劳动、抚育子女、照料老人等工作，虽不直接创造市场商品，却是维持人口稳定、支撑社会经济运转的基础。而家庭的这种经济属性，恰恰将女性禁锢在私人领域——这类私人服务无报酬、脱离社会协作，也让女性更依赖家庭结构，难以走出私人空间。因此恩格斯建议，将家庭事务社会化，比如完善养老服务机构、普及儿童教育设施等，减轻家庭的经济功能负担。
说到底，恩格斯批判的核心是私有制这一社会经济结构：正是私有制颠覆了母系社会、确立了父权社会，才催生了这种束缚女性的家庭经济模式。所以性别压迫的根源，并非男性个体的道德败坏，而是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失衡。
放到当下，即便家庭仍有大量劳务需求，但多数都能通过社会服务找到替代，女性已没有无法参与社会劳动的合理借口。不过现实中，部分女性一方面不愿主动投身社会劳动，另一方面又对自身处境不满；而极端女权则习惯将问题个人化、道德化，把矛头指向全体男性，将压迫归咎于男性群体的自私、暴力与邪恶，她们追求的并非性别平等，而是女性压制男性的复仇式特权。
但只要看懂当下经济制度的结构性不公就会明白：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实都在失衡的社会规则里，既可能是被压迫者，也可能无意间成为压迫链条的一环。问题的根源在规则本身，而非极端女权所指责的“男性群体人品问题”。真正的性别平等，从来不是性别对立后的一方压制另一方，而是打破不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让男女都能在公平的环境里，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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