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出山”与精神“归乡”——评韩玲散文集《出山记》|出山记|归乡|散文集|梅朵|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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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出山”与精神“归乡”

——评韩玲散文集《出山记》

文/宋先周

《出山记》

韩玲著

作家出版社

读完韩玲的最新散文集《出山记》，两个词骤然浮现在我脑海：“意识”与“精神”。客观来看，优秀的文学作品，既要包含当下可直接感知、掌控的内容，比如具体的思绪、鲜活的情绪、聚焦的关注对象，更需具备深层且稳固的内核，涵盖价值观、信念、理想、审美追求与人生意义等本质性表达。这正是当下文学创作在“意思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双重探索：前者是清醒时的即时心理流动，后者则是支撑人格底色的核心心理根基。而《出山记》，无疑在这两个维度都交出了出色的答卷。

《出山记》开篇序言中写道：“我在书写，也在打捞”。这八个字恰似一串解锁文本的密码，帮我们打开了这部散文集通往地处川西北高原金川深处的甬道。全书一共收录了作者精选的23篇文章，全书围绕坐着车熟悉的地域故乡金川展开，又不局限于金川这条恒定的主线，既有“出山”的意识渴求，更有“归乡”的精神归属。韩玲巧妙地用高原故事，串联起故乡金川的历史沉积、草民命运与文化脉络，韩玲在这些散文的字句中，既打捞起被时光掩埋的过往，也书写了当下一代人对故乡的精神回望，书中既展现了物理空间的意识“出山”，又构建了思维领域的精神“归乡”，韩玲在“出山”和“归乡”之间，构建起一部鲜活的金川文化史志。

一、《出山记》是地域历史的呈现，是在文献与记忆里编织故乡底色

《出山记》对故乡的书写，从未脱离历史的坐标。韩玲擅长将文献记载与个体记忆交织，让金川的过往不再是冰冷的史料，而成为可触摸、可感知的文学和生活现场。在《故乡的年味》中，韩玲以“乾隆年间，故乡经历了两次惊心动魄的战争”为背景，铺展藏汉文化交融的轨迹，母亲哼唱的“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既是个人情感的流露，更是两百余年民族融合的缩影。文中对“腊八粥”与藏族“古突”的对照描写，将汉族腊月初八的习俗与藏族团年食俗并置，寻常的饮食细节，实则是历史进程在日常生活中的沉淀，正如文中所言：“母亲的年，从农历腊月初八煮腊八粥开始，‘腊八粥’从汉族的风俗里得来，类似于藏族人的‘古突’，只是把藏历年团年才吃的‘古突’提前到了腊月初八”，这种文化的“互渗”，没有宏大的叙事，却在一碗粥的温度里尽显厚重。

《牛皮船上的风声》又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继续推进。韩玲不仅引用《新唐书》中“以女为君、居康延川、崖显四绕、有弱水南流、缝革为船……”的记载，佐证牛皮船在金川的悠久历史，还嵌入清乾隆时期李心衡“春水桃花激箭流，截江一叶晓风遒。破船曾触惊涛险，炊黍时中百里流”的诗句，让牛皮船的灵动与坚韧跃然纸上。更难得的是，她将文献记载与非遗传承人靳老伯的故事结合，八十多岁的靳老伯仍珍藏着布满尘埃的牛皮船，“船上布满了尘埃，这艘牛皮船承载着往昔的诸多故事，见证着水上生活的点滴印记以及传承脉络”，让文献中的“牛皮船”与现实中靳老伯的“搏”形成呼应，历史的厚重与个体的鲜活相互映照，让金川河上的交通变迁既有史料支撑，又有人情温度。

即便是《香山上的碉楼》这样距离遥远的历史篇章，韩玲也能找到与故乡的链接。“去北京好几回了，一直想去看香山脚下传说中的‘金川村’”。她引用《清史稿》中对金川碉楼“碉楼如小城，下大巅细。有高至三四十丈者，中有数十层”的描述，又结合北京香山健锐营的历史，将乾隆平定金川后仿制碉楼训练士兵的往事，与金川本地现存的“碉王”并置，让跨越千里的历史产生共振。这种书写方式，既避免了地方志式的枯燥，又让故乡的历史有了更广阔的视野。“香山上再也没有金川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人群，消融在茫茫人海中。北京香山脚下零星分布着几幢或高或矮的石楼算是他们生活过的见证”，历史的沧桑与个体的消逝，在字里行间交织出深沉的慨叹。

二、《出山记》是故乡的透视镜，是在“出山”与“归乡”中书写众生相

《出山记》的核心，始终是“人”，是人的执着追求与精神回望。《出山记》的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各自的“出山”故事里，折射出川西北高原人民的生存韧性、挺拔与绝美。他们的“出山”，既有身体的迁徙，又有精神的突围，每一种“出山”，都是对命运的一次叩问。

《向北》中的梅朵，是“出山”的典型。她在遭遇丈夫背叛后，没有陷入“娜拉式出走”的困境，“梅朵已经忘记什么时候开始害怕雪的。确切地说，她是害怕冷，害怕冬天。”“梅朵和他的男人之间几乎无话可说，除了吃饭在一起，其余时间几乎没有交集”这些都是“出山”的铺垫。“她的出走，是有准备的出走，银行卡里有钱，自己会做生意，也不是为了爱情”。韩玲没有刻意渲染梅朵的悲情，反而用“车里始终有一团没有机会绽放的烟花”这一细节，赋予人物以希望的曙光。烟花既是梅朵未实现的理想，也是她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种细腻的描写，让梅朵的“出山”不再是简单的逃离，而是对自我价值的重塑。《向北》里对牧区新生活的刻画，如梅朵通过网络销售虫草、贝母，与年轻一代在草原上使用抖音的场景，既展现了时代变迁对牧区的影响，也让梅朵的“出山”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跛在人间》里的跛叔，则在身体的“受限”与精神的“突围”中，是另一种“出山”。穿插写了一些民间迷信传说，相传是跛叔因在堡顶撒尿而跛，“起初，跛叔并不知道他跛的原因，起匠的死使他知道他跛的根源，于是他整日活在恐惧中”，这种源于迷信的恐惧，曾让他逃离村庄。但在城里收破烂、回村建房子的过程中，跛叔逐渐挣脱了心理的枷锁，“对着堡顶大骂，他的人生却意外开挂”。韩玲没有将跛叔塑造成悲情英雄，而是写出了他的“普通”。他会煮蛇肉分给孩子，会在盖房时得到村民帮助，也会在醉酒后哭诉生活的不易。更深刻的是，韩玲写的跛叔不只是一个，是残疾的一个群体，让文章得以升华。她将“跛”延伸到更多人，“跛着的，不只是跛叔，还有嘲笑他的邻居、迷信的信徒，他们以不同的人生状态跛在人间，又以自己的方式欣欣向荣”，这种对“众生相”的洞察，让跛叔的故事超越了跛叔的具象，成为对人性的普遍观照。

在《杨扎西的春天》一文中，对于脱贫的杨扎西，韩玲也没有用“扶贫典型”的框架去塑造他，而是聚焦于他的真实困境与微小进步。从“屋里摆满了接雨的盆盆罐罐”的穷困潦倒，到“用产业扶持基金买鸡崽、养牛”的努力过程，再到“开着电动三轮车卖菜”的转变，杨扎西的“出山”，是在困境中借助扶贫政策，一步步实现突围的过程。文中对杨扎西卖菜时“茄子一块五一斤，西红柿两块一斤，莲花白便宜一些”的细节描写，对他“把摘下来的菜分门别类装在塑料筐里，他头上滚着亮晶晶的汗珠”的细节刻画，让画面鲜活灵动，让人物充满了生活的质感。而杨扎西母亲那句“侄女子，你帮我给我们家扎西介绍个女朋友嘛”的请求与期待性的嘱托，既给脱贫后杨扎西的生活增添了人间烟火，更是让杨扎西对于更加美好生活的期盼，这种书写，让“出山”的意义落到了“好好生活”的实处，也进入“归乡”的隐喻里。

三、《出山记》是民俗文化的守望，是在传承与消弭中守护原乡根脉

《出山记》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她始终带着一种“文化守护者”的自觉。她的《出山记》里书写的故乡文化，既不回避其消逝的遗憾，也不吝啬对传承的赞美，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找故乡的精神根脉。

这里还是回到《牛皮船上的风声》一文中来，靳老伯的牛皮船是文化传承的象征。随着桥梁的修建，牛皮船“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靳老伯仍执着于牛皮船的制作，“2015年3月，正值梨花盛放的烂漫时节，金川迎来了电影《东方女儿国》的拍摄剧组……作为牛皮船制作的非遗传承人的靳老表再度忙碌起来”。韩玲在这里下了重笔，详细描写了靳老伯制作牛皮船的工序，“去毛、刮油脂、缝合、绷骨架、熬制紫胶”，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匠心。而当30多只牛皮船在大金川河上重现东女国迁徙的场景时，“牛皮船上站着头戴五彩手绣头帕、身披火红的燃巴、穿绿色百褶裙的嘉绒姑娘”，传统文化与现代影像碰撞出的火花，让牛皮船不再是陈旧的物件，而成为活态的文化符号。

韩玲在守护原乡根脉的书写上，我们还可以从《在高原》中感受到，《在高原》中的李西，是另一种文化坚守者。他从爷爷桑吉旦真那里继承藏医技艺，“从小耳濡目染的生活像一粒种子在李西心间发芽，他对各种草药都极为敏感”，即便奶奶反对，他仍坚持做藏药师。更难能可贵的是，李西不满足于仅藏医传承，他还致力于研究藏香制作与藏文古籍保护，“为了恢复藏香的制作工艺，李西几乎访遍了大半个藏区的制香世家和民间藏医”“他组建了一支团队，在四川、云南等中国西南地区做田野调查，搜集了上千卷藏文古籍文献”。《在高原》中，韩玲没有将李西塑造成“文化圣人”，而是写出了他内心的执着与守护的艰辛，如“他尝试遵循古老的象雄文化传统的仪轨和秘法，与藏医所对称的水性、土性、木性、金性、火性以五行分类配制不同的藏药材，经过上百道的加工和近百回的反复试验，李西五行藏香终于完美出炉”，这种对细节的雕琢与刻画，让文化传承的过程充满了强大而真实的力量。

在《故园老树》中，我们还能从那棵“需两人才能合抱”的老梨树上，读出那种执拗的原乡文化隐喻。老树生长在龙家坪，“曾生长在龙姓人家的院子里，几十年前，龙姓人家举家搬下山去，无人居住的房子很快就垮塌了，之后这片废墟被改造成了土地，唯独这棵梨树未被人砍伐”。在这里，老梨树已经不仅仅是一棵树了，它更是故乡人那种无可替代的精神寄托。“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梨树周边的老人们便会带着香蜡、水果、点心等物品前来祭拜。在他们淳朴的观念里，万物皆有灵性，树的兴衰与家族的兴旺紧密相连”。韩玲在这里用了诗一般的语言，使得她对老梨树开花、结果的描写，充满了诗意：“春天，花苞像是被细密针线缝起的绒球，藏着春天的秘密，只在顶端透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粉白；秋天，熟透的梨子‘啪’的一声掉落在眼前的土地上，汁水不断渗出”，这种对自然的细腻感知，让老梨树成为故乡文化“生生不息”的花生。

四、《出山记》是作者的自我叩问，是在“书写”与“打捞”中完成精神归乡

通读《出山记》，各篇目融合在一起，贯穿始终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依靠或者托付，也可以把《出山记》看成韩玲的精神家园，韩玲在散文中，时刻保持着对自我的审慎，也保持着对我与故乡关系的叩问。她在文中坦言：“近十年以来，我几乎一直囿于山中，仔细打量我自认为无比熟悉的故土，却在与它一次次对视中败下阵来。我意外地发现，我和故乡之间竟然是陌生的”，恰恰是这种“陌生感”，成就了韩玲书写故乡的动力。她在《出山记》的“书写”，既有对故乡的重新认知，也有对自我精神根脉的叩问与探寻。

在《出山记》序言《山里山外》的结尾，韩玲引用《追风筝的人》中的“‘为你，千千万万遍’作为对故乡的告白”，“这句话在原著中承载着纯粹的情谊与义无反顾的守护，类比到故乡与我，它象征着我对故乡那份矢志不渝的眷恋”。这种眷恋，不是对故乡的美化，而是对其真实的接纳，她写故乡的萧索，“越是萧索的地方，生长的人群越是活得更加热烈、蓬勃甚至自欺”；写故乡的变迁，“交通不便使得老家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与交通不相匹配的是老家的自然人文风光”；也写故乡的遗憾，“许多年俗正渐渐淡出大众的生活，像熬糖这样的事情，已经有了专业的人做”。这种真实的书写，让她与故乡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怀念”，而是深刻的“共生”。

韩玲说：“我们的一生都在完成‘到世界去’和‘回故乡来’两个命题，不是所有人都能将两者平衡”，而《出山记》本身，就是她对这两个命题的回答。这里的“出山”，是走出故乡看世界；而“归乡”，是用文字将故乡的记忆与精神永久留存。在“书写”与“打捞”的过程中，她不仅完成了文字上的自我重建，也完成了对故乡的精神重建，更是在这种重建中，找到了自我在世界与故乡之间的位置“日子在时间的浮桥上，带上了旷野的风，让少部分故乡成为纸上文章，而我，是那只匍匐在故乡的蜗牛，以文字为足缓慢地丈量故乡的心跳”。

《出山记》有一种自然而原色的美，美不只是在对文字的推敲上，更是在这些文字里，看见了那个鲜活的保持原色美丽的高原原乡。《出山记》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在平实的叙述中，让金川的历史、人物与文化跃然纸上。它像大金川河的流水，缓缓流淌，却带着足够的力量，让人在“出山”的故事里，看见金川的模样，也看见众生的模样，更看见自己与故乡最深切的联结。

正如韩玲在文中所说：“故乡予我的羁绊，如根系之于大树，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我的欢笑与梦想”，这部散文集，便是她为故乡扎下的根，也是她留给读者的，关于故乡最珍贵的记忆。

【作者简介】

宋先周，中国作协会员、广西作协理事、广西散文学会副会长。文学作品多见于《作品》《解放军文艺》《散文·海外版》《广西文学》《黄河文学》等报刊。散文《哭沙》入选《2012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石记》入选《中国散文佳作2017》，散文集《朝着幸福的方向奔跑》荣获第十一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系鲁迅文学院第四届西南六省区市青年作家班、第32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