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季，著名记者范长江为撰写西北通讯，孤身深入额济纳旗考察。他从酒泉出发，沿弱水北上，一路采访牧民、记录边防现状，却在二里子河附近被两名伪装成牧民的日本特务盯上。
特务假意搭讪，反复盘问其身份与来意，范长江察觉危险，谎称“是银川来的皮毛商，迷路至此”，趁特务不备，连夜骑马奔逃至旗王府，向塔旺嘉布的秘书揭露了日本特务机关的猖獗行径。
秘书不敢怠慢，立即通过旗府的无线电台将情报上报宁夏省政府，再由宁夏转呈南京国民政府。这份来自独立记者的第一手报告，让中央政府首次清晰掌握了额济纳旗特务机关的具体位置、规模与活动内容。
范长江的报告与各地汇总的情报，摆在了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案头。蒋介石批示：“西北为抗战后方要地，额济纳旗日特机关乃心腹大患，着宁夏省速派得力人员，妥为处置，务绝后患！”国民政府最终选定宁夏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李翰园负责此次行动。
1937年春，李翰园从银川出发，先赴兰州与西北行营副主任贺耀祖协调。贺耀祖当即调拨驻兰州的胡宗南部一个连的兵力，配备轻机枪与迫击炮，支援行动；随后李翰园赶赴酒泉，与当地驻军马步康旅（马步芳堂弟所部）接洽，马步康派出两个营的步兵与一个骑兵排，负责封锁交通与外围警戒；宁夏省保安处也调拨了一个骑兵连，由李翰园直接指挥。各方力量集结完毕后，李翰园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兵分三路，一路包围东庙特务机关主楼，二路控制简易机场防止特务乘飞机逃跑，三路封锁通往外蒙古的边境要道，确保“一网打尽，不留活口（指逃脱）”。
1937年6月底，李翰园率领八十余人的队伍从酒泉出发，踏上了前往额济纳旗的征程。戈壁滩上的行军异常艰难：白天烈日炙烤，气温高达四十摄氏度，士兵们随身携带的水囊很快见底；夜晚寒风刺骨，只能靠篝火取暖；途中还遭遇了沙尘暴，队伍被吹散，休整了整整一天才重新集结。历经五天的艰苦跋涉，队伍终于在7月6日夜抵达东庙附近，悄悄完成了包围部署。
7月7日凌晨，随着李翰园一声令下，士兵们冲向特务机关据点。江崎寿夫等人早有防备，听到动静后立即用手提机枪扫射反抗，双方在土坯房外展开短暂交火。一名中国士兵腿部中弹负伤，但队伍迅速压制住火力，用手榴弹炸毁了电台室的门窗。见突围无望，江崎寿夫只得率残部投降。
李翰园并未止步，根据俘虏的口供，另一组以横田辰雄为首的三名日本特务，正前往安西（今甘肃瓜州县）勘察地形，企图建立第二个航空前哨站。他当即派出骑兵连追击，在安西东南的踏实乡追上了横田小组。横田等人试图焚毁测绘图纸与航空汽油桶，却被骑兵们迅速制服。此次缴获包括120峰骆驼、50桶航空汽油，以及安西地区的机场选址图纸。图纸上清晰标注着跑道走向、油库位置，甚至规划了与额济纳旗据点的联动方案，其妄图长期盘踞西北的野心昭然若揭。
1937年7月中旬，李翰园将所有被俘特务、汉奸及缴获物资押解至酒泉，随后转送至兰州。此时，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已传遍全国，全民族抗战的怒火熊熊燃烧，兰州百姓得知俘获日本特务的消息后，自发聚集在街道两旁，向囚车投掷石块与菜叶，怒骂汉奸的卖国行径。
国民政府随即在兰州成立临时军事法庭，由甘肃高等法院与西北行营军法处联合审理此案。法庭上，江崎寿夫等人起初百般抵赖，声称“只是普通的学术考察者”，但当密码本、《建国计划书》与军用地图等证据被一一出示，他们最终哑口无言。
1937年9月18日，国民政府下达终审判决：江崎寿夫、横田辰雄等十三名日本谍报人员，以及四名为虎作伥的汉奸，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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