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在内蒙:她是一位妻子一位母亲,更是一只翱翔的雄鹰
王凤兰大姐是一位老知青,曾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生活了几十年,她也是为数不多留守在内蒙古的北京知青。在同学群说起王凤兰,大家都伸大拇指,都说王凤兰不光是一位有担当、有责任心的好妻子好母亲,她更是一只翱翔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的雄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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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初秋的风,裹挟着永定河畔的潮湿气息,也卷着北京城上空沉甸甸的乌云,十七岁的王凤兰挥泪告别父母亲人,和同学们一起乘车离开了北京,他们要去广阔的大草原大有作为。
她曾是胡同里人人羡慕的高干子女,祖父的书房里摆满线装书,父亲的制服上别着亮闪闪的徽章,可一夜之间,祖父成了“走资派”,父亲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停职反省,她的身份陡转,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纸通知,她和同学们踏上了远赴内蒙古的知青征途,目的地是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道木德公社阿尔山大队。
颠簸数日,火车换汽车,汽车换勒勒车,当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展在眼前时,王凤兰的心里漫过一阵茫然。蓝得晃眼的天,白得像棉花糖的云,远处的羊群像散落在绿毯上的珍珠,还有牧民们骑着马飞驰在草原上的壮观景象,一切都陌生得让她无所适从。
达门林队长是个红脸膛的蒙古汉子,他操着生硬的汉语,将三名女生、两名男生分派到不同的老乡家借住。王凤兰被领到了社员巴达仁贵阿爸的蒙古包前,厚重的毡门被掀开,一股混合着奶香和羊毛膻味的气息扑面而来。
巴达仁贵阿爸咧嘴笑着,露出一口黄牙,阿妈端着热腾腾的奶茶,眼里满是善意。帐篷里,还有两个年轻人,十七岁的乌英嘎梳着乌黑的辫子,眼神清亮,十五岁的巴图个头不算高,却透着一股少年人的英气。他们热情地冲王凤兰笑着,嘴里说着她一句也听不懂的蒙古语。
语言,成了横亘在王凤兰和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第一道坎。吃饭时,乌英嘎指着奶茶说“苏台”,指着奶豆腐说“胡乳达”,一边说一边比划手势,王凤兰跟着模仿,常常发音不准,惹得巴图在一旁偷偷笑。夜里,她躺在羊毛褥子上,听着外面的风声和牛羊的叫声,想起北京的四合院,想起母亲温柔的叮嘱,眼泪忍不住流淌下来。
队长安排王凤兰放羊,这活儿在草原上不算轻松,却也自在。起初,乌英嘎天天陪着她,教她骑马。第一次跨上枣红马时,王凤兰吓得紧紧抓着缰绳,马一跑,她险些摔下来,是乌英嘎及时拉住马缰,笑着拍她的背说:“别怕,草原的马通人性。”乌英嘎还教她辨别方向,看太阳的起落,看星星的位置,教她遇到狼时如何挥舞羊鞭,如何把羊群赶到背风处。中午,乌英嘎会把馕和肉干裹在袍子夹层里,怕凉了,也怕被风吹跑,塞给王凤兰时,她的手总是暖暖的。
日子像草原上的河水,缓缓流淌。春去秋来,寒来暑往,王凤兰跟着乌英嘎,跟着羊群,走遍了阿尔山大队的每一片草场。她渐渐能听懂蒙古语,也能磕磕绊绊地说上几句,再后来,她能和巴达仁贵阿爸阿妈唠家常,能和巴图争论哪片草场上的草最茂盛。
三年时光,足以让一个城里姑娘脱胎换骨。王凤兰长高了,褪去了往日的娇弱,皮肤被草原的风吹日晒成了健康的黑红色,双手也磨出了薄茧。她穿着蒙古袍,骑着马,甩着羊鞭,吆喝着羊群时,路过的牧民都笑着说:“这姑娘,看着就像草原上长出来的。”
这三年,变化最大的是巴图。那个曾经跟在她身后偷偷笑的少年,长成了一米八的大小伙子,肩宽腰圆,脸庞轮廓分明。他骑术精湛,挥舞着套马杆时,身姿矫健,策马奔腾在草原上,像一阵风,引得姑娘们频频回头。王凤兰看着他的身影,心里总会泛起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涟漪。
1972年的春天,草原的天气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那天下午,王凤兰正赶着羊群往回走,忽然,狂风骤起,天空瞬间被乌云吞没,紧接着,鹅毛大雪夹杂着冰粒砸下来,白毛风呼啸而过,能见度不足一米。
风雪中,羊群开始慌乱,咩咩地叫着四处乱窜。王凤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想起乌英嘎教她的法子,拼命挥舞着羊鞭,吆喝着,把四散的羊群往低洼的背风处赶。风太急,雪太猛,她的脸被打得生疼,手脚冻得麻木,只能死死地攥着羊鞭,一步也不敢离开羊群。
天黑了,羊群终于聚拢了,挤在一起瑟瑟发抖。王凤兰牵着枣红马,依偎在马的身边,马的体温透过厚厚的蒙古袍传过来,成了这冰天雪地里唯一的暖意。风雪越来越大,她的意识渐渐模糊,只觉得眼皮越来越重,仿佛要坠入一个无边无际的梦境。
不知过了多久,王凤兰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惊醒,又很快陷入昏迷。她隐约感觉到有人抱起了她,动作急切却轻柔,将她放在马背上,然后是一阵飞快地颠簸。
再次睁开眼时,王凤兰躺在熟悉的羊毛褥子上,帐篷里烧着暖暖的牛粪火,阿妈正用温热的毛巾擦拭她的额头,乌英嘎守在一旁,眼圈红红的。她想说话,却发现嗓子干得发疼。
“凤兰,你醒了就好!多亏了巴图,他连夜去找你,找到你的时候,你都快被冻僵了。”巴达仁贵阿爸终于松了一口气,声音里还带着后怕。
王凤兰的目光转向帐篷门口,巴图站在那里,脸上带着疲惫,看到她醒了,黝黑的脸庞泛起一丝红晕,转身去给她倒奶茶。那一刻,王凤兰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还有一丝少女的羞涩——他已经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了,自己也是个大姑娘了,想想被他抱在怀里的情景,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那场暴风雪,王凤兰赶的羊群一只都没少。达门林队长在社员大会上特意表扬了她,说她是“草原上的好姑娘”。而巴图的身影,从此便在她的心里扎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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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日子,巴图总是默默地帮着王凤兰。她的羊圈坏了,他一声不吭地修好。她赶羊回来晚了,他会骑着马去迎接她。她的马鞍破损了,他会帮她修理。巴图还教会了王凤兰剪羊毛,王凤兰也跟着阿妈学会了接生小羊羔。
到了1974年下半年,知青们开始有了抽调回城的机会,有的去了旗里当干部,有的托关系回了北京,还有人被推荐到大学读书。看着同学们一个个离开,王凤兰的心里五味杂陈。她也想家,也想回城,可家庭的原因,让她一次次错失机会。夜深人静时,她会躲在蒙古包里偷偷哭,巴图知道了,就骑着马带她去草原深处。他们并肩坐在草地上,看雄鹰在天空盘旋,听百灵鸟在耳边歌唱,巴图会给她讲草原的故事,讲他小时候跟着阿爸打猎的经历,逗她开心。
风掠过草原,吹动王凤兰的发梢,也吹动了她的心。她看着身边这个沉默寡言却格外可靠的蒙古汉子,心里的涟漪渐渐汇成了河。她知道,自己爱上了这片草原,也爱上了草原上的这个小英雄。
1977年的春天,草原上的格桑花开得格外艳。王凤兰给北京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信里她讲了巴图的好,讲了巴达仁贵阿爸阿妈对她的照顾,讲了她对草原的眷恋。不久后,她收到了回信,父母在信里说:“孩子,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就在那个初夏,王凤兰嫁给了巴图。没有华丽的嫁衣,没有热闹的酒席,只有蒙古包里的奶茶和奶酒,只有乡亲们真诚的祝福。她成了巴达仁贵家的儿媳,成了草原上的蒙古媳妇。
第二年,女儿出生了,王凤兰给女儿起名叫王京芳,随了自己的姓。巴图和公婆没有丝毫异议,阿妈抱着小京芳,笑得合不拢嘴:“好,好,咱们京芳,是草原和北京的娃娃。”
1979年的夏天,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席卷了草原。当时,不少在草原成家的知青为了回城,选择了离婚,把孩子留在草原,自己孑然一身回到了城里。有人劝王凤兰:“凤兰,你是北京姑娘,怎么能一辈子窝在草原?跟巴图离婚吧,离了婚回北京去,好日子在后头呢!”
这话像一根刺,扎在王凤兰的心上。她不是没有动摇过,夜深人静时,她看着身边熟睡的巴图和女儿,心里翻江倒海。回北京,就能回到熟悉的故土,就能见到父母,可那样的话,巴图怎么办?公婆怎么办?年幼的京芳怎么办?
她想起巴图在暴风雪中抱着她飞驰的身影,想起阿妈端来的热腾腾的奶茶,想起乌英嘎教她骑马的样子,想起草原上的日升月落,想起羊群的咩咩叫声。一番纠结过后,她摇了摇头,对劝她的人说:“我不走,这里有我的亲人,这里就是我的家。”
最终,她选择了留守,选择了这片她深爱的草原,选择了这个给她温暖的家。
1982年秋天,王凤兰被抽调到旗里当了干部,捧上了“铁饭碗”,成了吃粮本、挣工资的人。巴图依旧在草原上放牧,女儿跟着公婆生活。每次从旗里回家,王凤兰都会把京芳搂在怀里,教她认汉字写汉字,也教她写蒙文。她希望女儿能有更广阔的天地,不希望她像自己一样,一辈子困在一方草原上。
时光荏苒,京芳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小公主。十七岁那年,按照国家政策,她的户口迁回了北京,回到了外公外婆身边。王凤兰送女儿回北京时,强忍着眼眶里的泪水,叮嘱她:“好好读书,别忘了,你的根,一半在北京,一半在草原。”
京芳没有辜负她的期望,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王凤兰和巴图在草原上喝了好多奶酒,巴图抱着她,粗声粗气地说:“凤兰,你真好,咱们的孩子出息了。”
王凤兰在旗里一干就是几十年,从青丝熬到了白发。退休后,她没有去北京投奔女儿,而是回到了草原,照顾孝敬公婆,帮着巴图放牧。她习惯了草原的风,习惯了奶茶的香,习惯了蒙古包外的辽阔和蔚蓝的天空。
直到公婆相继离世,王凤兰才带着巴图,踏上了回北京的路。女儿女婿早已买好了宽敞的房子,一家人团聚,其乐融融。
讲述完自己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王凤兰大姐微笑着说:“当年我决定留在了草原,最多也就是我一个人痛苦。当时我要是选择了离婚,痛苦的何止是我丈夫和公婆,也会毁了孩子的一生,我也会为此痛苦自责一辈子。与其让全家人都痛苦,不如我一个人痛苦……”
这就是王凤兰大姐的人生轨迹,她的这大半生,一半是北京的胡同,一半是草原的风。一半是青春的迷茫,一半是岁月的从容。这就是王凤兰,一个留在草原的北京知青,一个把根扎在草原深处的女人。而那段知青岁月,那些草原上的日与夜,那些爱与坚守,早已化作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在时光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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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知青一代人经历了无奈的伤与痛,也成了共和国的脊梁,成了建设祖国的主力军,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付出了青春与汗水,我们理应向一代老知青致敬!祝福普天下的知青哥哥姐姐们的晚年生活幸福快乐!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
作者:草根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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