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朱德总司令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井冈山。
大家都知道，这位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老帅，平时最是和蔼，脾气好得没话说。
可谁也没料到，这一趟视察，老总竟然当着众人的面，把地委的一位负责人给狠狠训了一顿，那火气，大得吓人。
惹出这场风波的根源，其实是老总想寻一位故人。
这人名叫王泉媛，就窝在吉安底下某个不知名的穷沟沟里过日子。
翻开地委那边的花名册，这老太太的成分可不太光彩：不光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婆姨，头上还顶着个“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毕竟她那口子因为手里有人命案，涉嫌杀害红军，蹲了五年大狱。
听说首长打算给这么个“村妇”派个差事，那位地委干部脑子里的那根弦立马绷紧了，张口就是规矩：“首长，这事儿怕是难办。
她身份就是个农民，家里那位底子又不干净，按程序走不通啊！”
这话一出，算是彻底把火药桶给点着了。
朱德拍了桌子：“你晓得她什么来头吗？
人家是哪怕草地都走过三个来回的老红军！”
老总发这么大火，倒不光是为了替老部下鸣不平。
更让他揪心的，是那段被岁月盖住、被人误读，甚至差点被丢进废纸堆里的血泪史。
那个在干部眼里只能种地的“农村老太太”，当年手底下可是管着一千三百多号女兵，那是响当当的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的一把手。
咱们把日历往回翻二十七年，光景就完全两样了。
那是1935年，遵义会议刚开完没多久。
那时候的王泉媛，正当年轻，办事雷厉风行，是队伍里挑大梁的角色。
也就那一年，经不住蔡畅大姐在中间牵线搭桥，她跟红军里的高级指战员王首道成了两口子。
这门亲事，搁那时候看，绝对算得上是门当户对的“双强组合”。
男方管工作团，女方抓群众工作。
可偏偏赶上打仗的年月，日子都不是按天过的，那是按秒针跳字儿算的。
两口子刚把喜事办了，隔天大部队就要拔寨起程。
两人只能匆匆忙忙各奔东西，一头扎进漫漫征途里。
谁能算得到，这一撒手，不光是隔着千山万水，连命数都彻底走向了两条道。
王泉媛后半辈子的苦难，你说是个人的不幸吧，倒不如说是那个年头特殊的命令跟战场的无情撞在一起，生生造出来的。
到了1936年10月，三大主力好不容易碰了头，为了打通那条去往国外拿援助的路子，上面决定组建西路军，两万多号人马浩浩荡荡往西边开拔。
王泉媛肩上的担子重了，她挂帅妇女抗日先锋团，领着一千三百多个女娃娃兵。
别看名头是“妇女团”，这在红军的花名册上，可是正儿八经营级往上的实权位置。
咱们不妨假设一下，要是她没离队，顺顺当当熬到1955年评军衔，那起点绝对低不了。
可惜啊，西路军走的是一条不归路。
1937年4月，大部队在河西走廊那片地界，跟马家军撞上了。
对方杀红了眼，围得像铁桶一样。
眼看局势不对，指挥部不得不做一个把心横下来的决定：得有人留下来当“弃子”，把命豁出去，掩护机关和主力突围。
这道催命符，最后贴到了王泉媛和她的先锋团身上。
这是一场怎么看怎么绝望的买卖：一群女兵，要去挡马家军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骑兵。
王泉媛二话没说，带着这帮姑娘在阵地上硬顶。
三天三夜，真的是拿血肉在填。
熬过三天，子弹打空了，粮食也没见着一颗。
剩下的事儿，简直是史书里最让人不敢细看的一页。
王泉媛落到了敌人手里。
那马家军对待俘虏，特别是女兵，那手段简直不是人干的事，残忍到了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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