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中旬的川西清晨，薄雾被寒风搅碎，温度不到零度。一支正在穿越沼泽草地的红军纵队，在蒙蒙亮的天色里慢慢拉开了距离。纵队末尾，13岁的罗玉琪别着破棉衣，脚踝肿得像馒头，仍死死咬住牙关。
高原空气稀薄，每迈一步都像踩在沙袋上。罗玉琪前晚只吃了半把炒面，肚子早已抗议。更糟的是脚伤被草尖割破，红肿发烫。可部队不停，他也不敢停。勉强走了十来里，膀胱撑得实在难受，只好侧身钻进一片荒草。
解决完生理急迫，再抬头，天地忽然变了模样。刚才还能看见的军帽、枪托、背包，此刻全被晨雾吞没，耳边只剩风声。他愣住，心里直往下沉，瞬间意识到——掉队了。
草地空旷得像一口翻倒的盆，连回音都没有。“不能坐等。”他用树枝在地上划了箭头，记住方位，强撑着往前追。脚下泥浆“咕叽”直冒泡，皮靴早挂在脚踝，鞋底与泥沼较劲，每拔一下都疼到直冒冷汗。
太阳慢慢升高，雾散出一条淡路。罗玉琪看见前方倒着一顶破毡帽，旁边还有模糊脚印。试想一下，那一刻他像发现救命绳，立刻跟着印迹跑。绕过一片黑水潭，他终于撞见另一名同样缺席队伍的战士。
掉队的不止这两人。沿途又聚拢起七八个伤员，最小的十二岁，最大的不过二十七。有人脸色蜡黄，有人膝盖化脓。再往前趟，人数增到二十九。大家体力透支，却不肯低头。有意思的是，人群里忽然闪出28团三连副连长李玉胜，胳膊绑着木板，声音依旧洪亮。
李玉胜先让众人围成半圈，点了头说：“伤的靠内圈，能动的去找草籽、枯枝。”话不多，却把秩序拉了回来。接着，他把队伍临时分成三组，搜集燃料、采集野菜、警戒敌情，样样有章法。不得不说，这股子主心骨来得正及时。
黄昏之前，李玉胜从远处拖回一只死山羊，身后还拖着半截随身布袋。一阵忙活，羊皮被剥，羊肉切成小块搭在木枝上烤得吱吱冒油。香味刺激着饥肠辘辘的胃，众人眼睛都亮了。李玉胜却蹲在一旁嚼野菜，直到被硬塞进一块羊肝才微微点头。
气血稍补，人心更稳。提议成立临时党支部时，所有人举手的力气都比刚才多了一分。票选完毕，李玉胜被推为书记。简易誓词在湿冷晚风里说得简短，却掷地有声——组织又在，方向就不迷。
夜里温度骤降，草尖挂霜。罗玉琪蜷在半湿棉被里睡不着。李玉胜轻拍拍他的肩，低声道：“娃娃，别怕。”短短四字，比篝火更暖。风呼啸，火苗摇晃，一线人影紧紧围成半圈，睡梦中仍不自觉靠拢。
次日再上路，草水没过膝盖。走不动的用树枝做拐杖，失衡就互相拉一把。午后，一名战士扑通倒下，脉搏虚弱。李玉胜掏出布包，羊肝只剩半截，依旧递过去。肉香淡了，可那份心劲把人从死亡边缘硬拉了回来。
第三天，视野里出现零星炊烟。大家几乎同时加快步子，顷刻间冲出草洼。远处，红旗在风里猎猎作响。岗哨惊讶地看着这群衣衫褴褛的“生还者”，随后吹响了短促号音。罗玉琪一下子瘫坐，浑身疼得像散了架，可眼里攒满光。
大部队整整搜救了三昼夜，以为这些伤员已经埋在草海。团首长接过临时党支部的名单，声音沙哑，却咬字清晰，一笔一划登记。那张油污皱纸，后来被专门存进团史档案，成了珍贵物证。
罗玉琪随队继续北上，血泡磨出老茧，年纪也一年年长。伤疤留下，名字没改：红军“娃娃”。他与那张名单一同见证了行军、会师、渡河，直到抗战爆发，直到解放战争南下。1950年代进入上海警备区时，他已是钢铁汉，却依旧记得那块羊肝的味道。
1965年，部队在老川西野营拉练，战士们走进同一片沼泽。连队门前塑起一座雕像：四个红军彼此搀扶，在淤泥里向同一方向迈步。没有夸张的线条，只有握紧的手和凛然眼神。每逢清晨，号角响起，新兵都会在雕像前停几秒，再起步。
罗玉琪晚年卧病时，偶尔会提到那场草地考验。人问他最难忘什么，他咳了两声，慢慢道：“队伍能不散，就是命。”话音落下，他闭目养神，不再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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