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的一个清晨，新余车站的站台上，身着旧军装的中年人挎着编织袋，步子略显蹒跚。没人知道，这位看似普通的乘客两年前还是新疆军区的后勤部长、1955年授衔的大校甘祖昌。
谁能想到，历经万里长征、指挥过解放伊犁战役的他，会在负伤休养未愈时，选择告别军装，回到赣西南老家种地？
汽笛声远去，甘祖昌踏上了乡间泥路。秋风卷起稻浪，他放慢脚步，伸手捻起一束稻穗，嘴角浮出笑意。同行的新余县领导劝他：“老甘，部队给你安排疗养院，你怎么就舍得撂下呢？”他只答一句：“带伤回家务农，不丢人。”
回村当晚，宗祠前点起了煤油灯，父老乡亲把晾板凳都搬了出来。有人问：“祖昌，你一个将军，回来吃粗饭不委屈？”他平静解释，自己脑部受伤，扛不了繁重指挥，倒不如用余生替家乡干点实事。场面竟有些尴尬，乡亲们低头看着脚尖，没人再劝。
第二天一早，他换上粗布衣，背着锄头下田。多年军旅的豪气，在这一刻化作深一脚浅一脚的脚印。没干几天活，问题来了：公社下发“插秧尺寸”——三寸乘七寸，号称“高产秘笈”，违者扣工分。大队支书发愁，社员嘀咕不断，毕竟老法子是一尺见方，行走自如，通风也好。
甘祖昌把尺子放在田埂上来回比划，皱眉摇头。隔天，公社派来干部检查。小伙子二十来岁，脚刚落田埂便指着甘祖昌：“哪个队的？不打格子私自插秧，胆子不小！”
甘祖昌站直身子：“三寸七寸？行，你下田给我按这规格莳。”
年轻干部愣了下，脱鞋卷裤，哗啦下田。泥水没膝，步子难移，秧苗歪倒七八成。抬头见甘祖昌胸前褪色的军功章，他一时脸红：“俺……俺不知道您是甘将军。”
甘祖昌摆手：“别认人，认理。”
现场实验击碎了纸上谈兵。半天工夫，干部气喘吁吁爬上田埂，承认出错。甘祖昌借势追问：“你摸过泥巴吗？政策离民太远，就会陷进稀泥。” 这句话后来在公社会议上反复被提及，“先试再推”的做法也随之写进了生产守则。
时间向前拨到1959年。大跃进带来口号，也加剧干旱。甘祖昌自掏薪金买来水泵，带领社员凿渠八里，田里终于看见清水。有人算过账，将军一年的退休待遇，八成都投入了生产队。村口黑板报写着：“劳力投水渠，老甘搭票子。”笔锋调侃，却透出敬佩。
钱可以花出去，家风却留得更紧。那年冬天，长子锦荣娶亲，亲友托关系凑了十几方杉木，只等动工。甘祖昌却把木头退回：“叫孩子自己挣瓦当，更踏实。”夜深，他在旧棉袄上打补丁，对妻子龚全珍说：“苦日子过多点，骨头才硬。”
1961年初春，复员老战友来看他。两人沿着竹篱散步，战友怅然：“挺身戎马半生，归田太寂寞。”甘祖昌望着一片油菜花田，语气轻淡：“枪杆子保江山，锄头也能固江山。”这句略带江西口音的感慨，被随行记者记录在小本上，不经意间成了日后学军史时常引用的注脚。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技术更新并不保守。1963年，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兴起，省里调来新品种稻秧示范。多数老农心存顾虑，他却领头承包试验田。收获时，亩产超出旧种三成，县里专门派摄影队来取景。镜头前，他笑得腼腆，连连摆手：“啥先进不先进，合适就行。”
郁郁苍苍的山坡上，甘祖昌自己垒起的土坟距稻田不到百米。老兵们常开玩笑：“老甘是担心死了也要守田。”他不置可否，只把回乡十年间记的账本递给他们看：捐款、买机具、修桥梁……厚厚一本，全是数字，没有一句豪言。
1979年3月28日，甘祖昌病逝，终年七十四岁。治丧委员会的通知贴遍周边县乡，悼念人流挤满小路。有人问：“将军留下什么遗嘱？”龚全珍说，他只嘱托一句，“别折腾群众”，随后合上双眼。
十几年后，村里扩建粮站，需在甘祖昌插秧试验的那块田里打桩。乡亲们商量再三，决定保留一亩纪念地，旁边立了块青石碑：“甘祖昌将军劳动处”。那些年夏天，插秧的人仍按老法子下田，只是会悄悄看一眼石碑，像在和他打招呼。
如果翻开那本发黄的老账本，可以看到最末一页写着一行小字：农业要上去，干部先下去。短短十个字，却浓缩了他退役后全部的行动逻辑。枪声早已远去，水田依旧泛着微光。这位从硝烟里走出的老兵，用锄头完成了自己最后一次“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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