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天，成都难得晴了几天，毛主席刚开完会，忽然说想去灌县，谁也不清楚他怎么突然想这事儿，李井泉坐在车里，盯着领导的侧脸，心里琢磨这趟会不会跟新政策有关，柏油路还湿着，水迹没干透，主席却先望向田里，问起麦子长势如何，随行的人忙解释冬春的差别，语气像在考场里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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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县城的小饭馆里，豆花碗碰得叮当响，主席夹起豆腐随口开句玩笑，空气松了点，可李井泉知道，这松劲儿是假的，到都江堰，人人心里更紧了，主席举着望远镜看了半小时水利工程，忽然问修堤得多少民工，一听“百万”两个字，他眉头拧得比岷江的弯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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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龙观那块木头模型前，主席的手悬在宝瓶口上头，差两厘米没碰着，李井泉瞧见他眼里那光，比模型里流的水还亮，后来他说想下水，警卫员差点没站稳，谁也没吭声，直到他笑了一声，把话收回去，李井泉才发觉自己攥着衣角，把布都拧出了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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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路上主席一脚踩进麦田，弯腰拔草，顺口问农民收成怎么样，那个叫冉贵全的汉子后来总说，他讲的话跟种地一样，不虚不飘，当晚成都城里，李井泉在办公室摊开图纸，画了一整夜，主席随口提的闸门，机械换人工，哪一样不是要大动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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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四川水利局的档案里，那份关于都江堰现代化改造的紧急草案首页，还沾着咖啡渍，那天夕阳把主席的影子拉得老长，落在稻田里，像多出了一条水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