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干了一件让人看不懂的事：别人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地盘，他一句话就给送了。
这事放在今天，说出去都觉得像是开玩笑，可当年北宋朝堂上，就真有人这么干，而且还是当朝宰相。
王韶在西北边疆打了十年，打下五块地，都是好地儿，屯田、设防、养兵，一条线撑住了西夏的北上通道。
这些地儿本来是唐朝时候的，后来丢了，王安石支持王韶收回来，算是宋朝中期最大的边防胜利之一。
可司马光一上台，转头就把其中四块地还了回去。
这不是打自己脸吗？还真不是一时糊涂。
他是认认真真、条条框框地拿着奏章、用着章程，把这事定下来的。
他觉得和平比土地重要，觉得百姓比边功值钱。
他的想法不复杂，但跟当时很多人想的不一样。
王安石那时候已经退了，人在江宁闭门著书。
他不是没脾气，而是知道吵也没用，局势已经变了。
高太后重新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司马光请回来，他一回来，变法那一套就被一把扫地出门。
新政官员被罢的罢，贬的贬，王安石的班底，几乎全线崩溃。
王安石当年搞变法，动静不小，大笔一挥就是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
这些政策一开始在地方上试行，还真有点效果，至少财政收上来了。
可朝堂上一半人不买账，保守派一口一个“扰民”，说他弄得老百姓鸡飞狗跳。
最猛的反对声音，就是司马光。
他写了三封长信，几乎是逐条反驳，说王安石这些法子看着新鲜，其实根子歪，根本治不了国家的老毛病。
他说国家富不富，不是看国库，而是看老百姓的锅里有没有饭。
这俩人从政见到性格，全是对着干。
王安石讲效率，讲国家机器要转得快；司马光讲规矩，讲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动。
王安石说祖宗也会犯错，司马光回他一句“祖宗之法不可变”，两人从理论争到实践，从朝堂吵到书信，嘴上不见血，心里不留情。
王韶打河湟，是在王安石撑腰的时候。
那会儿宋神宗年轻，想干点事，看到王安石这人有想法，就给了他权力。
王安石不是只会纸上谈兵，他知道边疆得动，不能总是赔钱买和平。
他推王韶出征，烧钱不少，可也收回了实地。
打完仗，驻军建制都安排上了，新设的州县开始收税、开田。
百姓刚有点盼头，司马光上来，一道命令，除了洮州留着，其他几州全送了回去。
说是换和平，可边防官兵心里清楚，这不是和平，是换来短暂的沉默。
西夏可没因为这点地就安分下来，几年后又开始骚扰边境。
当地的守将换了几拨，人心浮动，百姓开始往内地搬。
王韶气得回乡，说话都不愿提这事。
有人说司马光这是毁了十年的军功，但他自己不这么看。
他觉得这才是长久之计。
他那时候正忙着编《资治通鉴》，历史在他眼里就是一把尺子，过去怎么做的，他就怎么照着来。
他不喜欢冒进，不愿意赌。
他看得是五十年、一百年，不是眼前的几座城。
可朝堂不是书斋，边疆不是史书。
收回来的地再送出去，哪怕说得再好听，也难服众。
不少文臣也觉得这事太干脆了，底下的奏章一摞摞往上递，司马光还是照批不误。
他不动摇，那是真信这套。
王安石在江宁，听说这事后没公开评论。
他那时候身体差了，眼也花了，笔也慢了，只剩下读书的力气。
他知道自己那套被废了，也不多说，只在书里记了几笔，写得平淡，但字里行间透着不甘。
变法的废除，土地的归还，这俩事连着一块发生，等于把王安石那十五年的努力全退了个底朝天。
可司马光也没打算搞一套新的，他就是把旧的拿回来，让朝廷照原样运转。
边地的百姓最先感觉出来了，税收又变了，防线后缩了，兵员调动也慢了。
地方官一边安抚百姓，一边试着重新布局，但防线一旦塌了口子，就不是三五年能补回来的。
王安石和司马光，一个在书房里退笔从戎，一个在朝堂上挥袖定策。
他们都不是为了名，他们是真想把国家带往自己心中的正道。
但国家不是一个人的棋局，也不是一段书里的注脚。
王安石晚年郁郁，没再进京，死后葬在江宁。
司马光也没撑太久，病倒在任上，《资治通鉴》写完没多久，他就走了。
那几座城，几十年后又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换了几拨人，还是打打停停。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