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块银元，我想留着。”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刚解放，一个叫肖林的“大资本家”站在陈毅市长面前，手里紧紧攥着三块袁大头，提了这么个要求。
旁边的人都看傻了，为啥？因为就在几分钟前，这个人刚刚上交了一份清单，上面的数字把在场所有人都吓得不轻：
黄金12万两，美金等固定资产1000多万。
这是什么概念？把这笔钱放到那个年代，那就是天文数字，够买下半个上海滩的豪宅，甚至能装备好几个师的兵力。
手里握着金山银山，最后却只要三块不值钱的银元？
这事儿要搁一般人身上，估计都得说这人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或者是在作秀。
但这三块银元背后的故事，要是扒开来看，那才叫一个惊心动魄，比任何电视剧都要精彩，也比任何豪言壮语都要扎心。
01
咱们把时间拨回到一九四一年。
那时候的重庆，雾气沉沉，局势更是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肖林，本名肖本仁，是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平时最爱干的事儿就是写文章骂国民党，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满身铜臭味的商人。
结果呢，周恩来直接找上门，给了他一个让他怀疑人生的任务：去做生意，而且要做大生意，给党挣钱。
那时候国民党封锁得紧，延安那边穷得叮当响，连买盐的钱都快没了。
周恩来的话很重，意思很明确：党什么时候要钱，你就得什么时候给，要多少给多少，一分都不能少，还得保证绝对安全。
肖林听完，心里那个纠结啊，就像吞了一只苍蝇一样难受。让他一个读书人去当“奸商”？这不就是逼着张飞去绣花嘛。
但他二话没说，把笔杆子一扔，拿起了算盘。
这一干，就是整整八年。
他在重庆开了个“恒源字号”，不仅卖土纱、卖食糖，甚至连猪鬃、桐油这些战略物资都倒腾。
为了挣钱，这哥们儿也是拼了，彻底放飞自我。
表面上，他穿西装打领带，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出入都是高档场所，跟国民党的官太太、阔姨太们打得火热，打麻将、喝咖啡，俨然一副唯利是图的奸商模样。
谁见了都要骂一句：“看这个肖林，掉钱眼里去了！”
背地里呢？他过得比谁都抠。
每一分钱利润，他都像守财奴一样存进那个只有他和妻子王敏卿知道的秘密账户里。
那时候，他的妻子王敏卿也加入了进来。这对夫妻档，白天在商场上跟人勾心斗角，为了几厘钱的利润跟人争得面红耳赤；晚上回到家，关上门窗，就守着那堆账本发呆。
他们心里清楚，这赚来的每一分钱，都不是自己的，那是前线战士手里的子弹，是伤员急需的药品，是那延安窑洞里的一盏灯油。
那时候做生意有多难？
不仅仅是商业竞争，更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儿。国民党的特务满大街都是，只要发现一点不对劲，立马就是抄家灭门。
肖林硬是凭着一股子韧劲，把生意越做越大，甚至把触手伸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
02
这生意做得越大，风险就越大，但机会也跟着来了。
最绝的是什么？
为了掩护身份，更为了打通运输渠道，他居然跟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做起了生意。
这操作简直是“神仙打架”级别的：利用国民党军长的特权，用国民党的军舰和火车，给共产党运物资、运经费。
李弥那时候估计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这帮人拼命在前方剿共，后方却在帮共产党的大掌柜运钞票。
这招“借鸡生蛋”，肖林玩得是真溜。
一九四六年，肖林把业务重心转移到了上海，成立了“华益公司”。
名字听着挺好听，“华益”，其实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但在外人眼里，这就是个倒买倒卖的皮包公司。
那时候，山东解放区缴获了大量的黄金、美钞和法币。
黄金和美钞还好说，但这法币在解放区那就是废纸，擦屁股都嫌硬，必须运到国统区换成物资。
怎么运？这可是个大难题。
国民党的关卡设得比头发丝还密，别说运钱了，就是运只苍蝇都得查公母。
肖林想了个绝招。
他让人把法币和美钞用油纸包好，一层又一层，塞进那种装花生油的大铁桶里，然后再灌满花生油，封口焊死。
就这样，一桶桶装着巨款的“花生油”，堂而皇之地通过了国民党的检查站，运到了上海滩。
到了上海，打开油桶，把钱捞出来，那场面，满屋子都是油墨味和花生油的混合味道。
还有那些黄金。
那时候解放区缴获的黄金大多是那种刻着“烟台”字样的小元宝，或者是杂金。这玩意儿要是直接拿到上海市面上花，傻子都知道有问题，立马就会被特务盯上。
肖林呢，找了个靠谱的经纪人，偷偷把这些黄金全部熔化，重新铸造成上海通行的“大黄鱼”、“小黄鱼”。
这活儿干得那是相当刺激，一旦炉子炸了，或者风声漏了，那就是掉脑袋的事儿。
那段时间，肖林家里常年放着两个账本。
一本是给国民党税务局看的“假账”，上面写着亏损、欠债，做得那叫一个天衣无缝，连最老练的查账员都看不出毛病。
另一本，则是藏在暗格里的“真账”，记录着每一笔给党组织的汇款，每一笔物资的去向。
每天晚上睡觉前，两口子都要把那个装满金条的小盒子摸一遍。
不是贪财，是怕丢。
因为他们心里太清楚了，这里面的每一克黄金，都是党的命根子。要是少了一分一厘，那就是对不起那些流血牺牲的战友。
03
这日子过得，就像是在刀尖上跳舞，稍微一滑，就是万劫不复。
最凶险的一次是在一九四八年。
当时重庆地下党出了个大叛徒刘国定——也就是后来小说《红岩》里那个甫志高的原型。
这人骨头软，被捕没多久就叛变了，带着特务直奔上海，专门抓以前的熟人。
要命的是，刘国定不仅认识肖林的妻子王敏卿，还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两人还是同学。
可以说，刘国定对肖林夫妇的底细，那是摸得门儿清。
那一阵子，上海滩风声鹤唳，特务们的吉普车在街上呼啸而过，警笛声听得人心惊肉跳。
肖林夫妇手里握着党的巨额经费，一旦暴露，不仅人头落地，党库里的钱也得全被国民党卷走。
那几天，王敏卿都不敢出门，连窗帘都不敢拉开。
刘国定带着特务在上海像疯狗一样乱咬，抓了不少人。他知道肖林夫妇就在上海，也知道他们手里有钱，只要抓住这一条大鱼，他在国民党主子面前就是大功一件。
他甚至查到了王敏卿的一个闺蜜吴震，带着特务直接冲进了吴震家里。
幸好，地下党的情报网也不是吃素的。在特务动手之前，消息就传了出来。
吴震连夜转移到了肖林家里躲避。
那真叫一个“灯下黑”。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也不全是，主要是肖林这几年把身份伪装得太好了。
谁能想到，那个整天跟国民党军官称兄道弟、满嘴生意经的大老板，竟然是共产党的“财神爷”？
刘国定在上海翻了个底朝天，愣是没找到肖林的影子。
最后，这个叛徒只能灰溜溜地带着抓到的几个人回重庆邀功去了。
躲过这一劫，肖林夫妇出了一身冷汗。看着刘国定离去的背影，他们知道，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是最难熬的。
04
终于熬到了大结局。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的枪声打响了。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是天亮了；对于肖林夫妇来说，这是终于可以卸下重担了。
大清盘的时候到了。
肖林把自己关在屋里，噼里啪啦算了好几天的账。
那个计算器敲得震天响，满屋子都是账单和票据。
最后，他整理出一份长长的移交清单。
当他把这份清单和公司所有的钥匙、印章，一股脑儿交给组织的时候，负责接收的同志看着那串天文数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黄金12万两，美金1000多万。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笔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你有私心，随便漏一点，哪怕是手指缝里漏一点，都够几辈子吃香喝辣，去美国、去欧洲，过上顶级富豪的生活。
而且那时候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没人监督，没人查账。
只要肖林有那么一丁点歪心思，在这个乱世里，完全可以卷款跑路，没人抓得住他。
但他没有。
不仅一分钱没拿，甚至连自己在公司名义上领的那份高额工资，也都贴了进去。
他说：“这些钱本来就是党的，我不过是替党保管了几年。”
交接完所有资产后，肖林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对陈毅说：“任务完成了，我们夫妻俩有个请求。”
陈毅市长当时还以为他要个一官半职，或者要点奖金补偿。毕竟立了这么大功劳，要点待遇也是合情合理的。
结果肖林从口袋里摸出三块银元，那是当时市面上流通的最普通的袁大头。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三块钱，能不能留给我们作个纪念？”
就这？就为了这三块钱？
在场的人鼻子都酸了。
陈毅当时就感动得不行，大手一挥：留！必须留！这哪里是三块钱，这是三块丰碑啊！
这三块银元，见证了这对夫妇在刀尖上舔血的八年，见证了他们是如何在金山银海中守住了那份初心，见证了什么叫“出淤泥而不染”。
05
后来，肖林一家过得特别清贫。
他在政府部门工作，骑着破自行车，住着旧房子，家具都是几十年前的老物件。
谁能想到这个不起眼、走在路上都没人多看一眼的老头，曾经是掌握着千万美金的“红色大掌柜”？
直到一九九七年，肖林把珍藏了一辈子的这三块银元，捐给了重庆博物馆。
这三块银元现在静静地躺在展柜里，看着不起眼，灰扑扑的，但它比那些金条还要沉，比那些钻石还要亮。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我们见惯了太多的人为了钱反目成仇，为了利出卖良心。
看看现在的某些人，手里有点小权就想着捞钱，为了几套房子几块表就能把良心卖了，恨不得把国家的钱都搬到自己家里去。
再看看肖林夫妇，面对几辈子花不完的财富，却能做到“片叶不沾身”，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活着像个笑话，被后人戳脊梁骨；而有些人，虽然走了，却活成了丰碑，让人一提起就肃然起敬。
那三块银元，不就是最好的答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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