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9岁的钱三强意气风发，从北大预科毕业，一脚跨进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大门。
那时候的清华物理系，是真正的“神仙打架”。
钱三强本以为自己能稳坐钓鱼台，结果入学成绩榜单出来，他傻眼了：他考了第二名。
压在他头上的第一名，是一个叫何泽慧的女生。
这在当年可不是小事。
要知道，1932年的社会环境对女性搞科研有着巨大的偏见。
那届物理系新生一共28人，女生占了10个。
当时的系主任甚至教授都曾直言不讳地劝退女生：“物理太难了，女生学不下来的，趁早转系或者回家嫁人吧。”
大部分女生退缩了，但何泽慧没有。
她把头一昂，扔下一句：“你越不让我念，我偏念！”
钱三强当时心里也是憋着一股劲的。
作为一个心高气傲的才子，被一个女生压一头，这面子往哪搁？
于是，一场长达四年的“暗战”开始了。
这两人在清华的日子，简直就是一部“学霸争霸史”。
清华餐厅那时候实行男女混编座位，八人一桌，六男两女。
钱三强和何泽慧正好同桌。
表面上，钱三强彬彬有礼，尽显绅士风度；实际上，他时刻盯着何泽慧的学习进度。
课堂上抢着答题，实验室里比拼数据精准度。
钱三强发现，这个女生太可怕了。
他需要三天才能做完的实验，何泽慧半天就能搞定，而且数据精准到能发现极微小的误差。
1934年，当其他同学还在啃书本时，何泽慧在女生宿舍熄灯后，打着手电筒写草稿，硬是比国际教科书早两年推导出了β衰变的原理。
1936年毕业季，残酷的淘汰率让28名新生只剩下了10人。
钱三强彻底服了。
这份“不服气”最终转化成了一种深深的敬佩。
在这个世界上，能打败他的女人，才是值得他用一生去追逐的伴侣。
毕业后，两人分道扬镳，各自奔赴这一生中最艰难的求学之路。
何泽慧想去南京军工署，结果人家一句“不收女生”就把她拒之门外。
她一怒之下远赴德国，敲开了柏林高等工业大学的大门，硬是说服了系主任，成为了该校弹道学专业的首位女博士。
请注意，这个专业涉及军事机密，此前连外国人都很少收，更别提女性。
钱三强则在严济慈的推荐下去了法国，进入了著名的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伊雷娜·居里。
这一别，就是7年。
这7年里，二战爆发，德法成为敌对阵营，两人彻底失联。
就在这年，钱三强收到了一封来自德国的信。
信很短，只有寥寥数语，询问他是否在巴黎，并请求代向家人报平安。
是何泽慧。
这封信像一颗石子，击穿了钱三强心中积压多年的情感堤坝。
1945年，32岁的钱三强终于鼓起勇气，发出了那封著名的“25个单词求婚信”：
“经长期通信，向你提出求婚。如同意，请回信，我将等你一同回国。”
没有鲜花，没有钻戒，甚至连一句“我爱你”都没有。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25个单词，就是最重的承诺。
何泽慧的回信同样干脆利落，她答应了。
1946年春天，何泽慧提着一只小箱子，只身来到巴黎。
两人在居里实验室注册结婚，约里奥·居里夫妇亲自出席见证。西方媒体惊呼：“中国的居里夫妇诞生了！”
婚后的日子，是他们科研生涯的巅峰。
那时候，国际物理界都在研究原子核裂变。
大家普遍认为原子核分裂只有“二分裂”一种形式。
但钱三强敏锐地捕捉到了“三分裂”的迹象。
为了证实这个猜想，夫妻俩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实验。他们采用了一种特殊的“乳胶照相”技术，需要在凌晨4点，趁着环境干扰最少的时候，把乳胶涂成“三明治”状进行观测。
钱三强率先证实了铀原子核的“三分裂”现象。
但这还不够。
1946年12月20日，何泽慧在显微镜下，从上万次裂变实验中，捕捉到了一个极为罕见的径迹。
那是概率只有上万分之一的“四分裂”现象！
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物理学界。
钱三强因此获得了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此殊荣。
那时候的他们，拥有世界顶级的实验室，拥有享誉欧洲的声望，生活优渥，前程似锦。
但他们做出了一个让所有法国同事都不解的决定：回国。
1948年夏天，钱三强与何泽慧抱着半岁的女儿，登上了回国的邮轮。
临行前，约里奥·居里夫妇送给他们一句赠言：“科学要为人民服务。”
回到百废待兴的中国，这对“神仙眷侣”开启了另一种合作模式。
如果说在巴黎，他们是并肩冲锋的战士；那么回国后，钱三强变成了运筹帷幄的“帅才”，而何泽慧则继续做那个攻城拔寨的“将才”。
建国初期，国家急需建立自己的核科学体系。这个重担，落在了钱三强肩上。
为了国家大局，钱三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他逐渐从科研一线退了下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组织管理、建立中国首个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上。
他成了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是初代副部长中唯一的科学家。
他深知，造原子弹，光靠一两个人是不行的，得有一支队伍。
于是，钱三强开始满世界“挖人”。
在后来著名的“两弹一星”23位功勋元勋中，有15人是由他亲自通过各种关系动员回国的，有7人是由他直接推荐到关键岗位的。
邓稼先、王淦昌、于敏……这些响当当的名字背后，都有钱三强的影子。
他甘愿做那个“人梯”，让这些天才踩着他的肩膀，去摘取科学皇冠上的明珠。
他在清华讲课时极为严厉。据后来的学生回忆，钱三强在黑板上写板书，粉笔痕迹深如刀口，每一个公式都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严谨。
他容不得半点马虎，因为他知道，他们即将从事的事业，关乎国运，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而何泽慧，则选择了另一种“隐身”。
她依然穿着那件旧衣服，依然在实验室里盯着显微镜。
作为中国核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她始终坚持在科研第一线。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就像一根定海神针，不管外界风云如何变幻，她只认数据，只认真理。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深处腾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一天，全中国都在欢呼。而这一天，恰好是钱三强51岁的生日。
我想，这大概是上天给这位“幕后操盘手”最好的生日礼物。
当消息传来，钱三强并没有狂喜，他只是默默地看着远方，眼里或许闪过这三十年来，从清华园的争强好胜，到巴黎实验室的并肩作战，再到戈壁滩上的隐姓埋名。
西方媒体称钱三强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但他坚决拒绝这个称号。
他说：“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绝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一路走来，何泽慧始终站在他身边，或者说，站在他身后的实验室里。
1992年，钱三强因病离世。
这对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战友，从此阴阳两隔。
何泽慧没有倒下。
她依然住在中关村那个上世纪50年代分配的老房子里。
房子里的陈设，自从钱三强走后，就再也没有变过。
她把所有的思念，都化作了对科学的坚守。
直到90多岁，她依然坚持坐公交车去上班。
在那个浮躁的年代，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用她的背影告诉后人：科学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2011年，何泽慧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享年9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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