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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伟大城市的终极目标，不应止于建设一个高效运转的宏大“框架”，而应是致力于营造一个能让所有公民安放身心、延续记忆，并充满文化认同感的、有意义的“家园”。
——读《城市形态的人文主义视角》
■向岚麟
随着中国城市发展进入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为代表的全新城市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历史文脉，留住城市记忆与“乡愁”——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一深刻的政策转向，迫使我们追问一个根本性问题：有什么样的理论工具，能够指导我们摆脱过去“大拆大建”的惯性，真正走向一条人文主义的营造之路，来解决现代城市意义缺乏的普遍困境。其实，早在半个世纪前，阿摩斯·拉普卜特的《城市形态的人文主义视角》已经为我们系统地回答了“我们为何需要一座意义之城”这一根本问题。
主要内容：从“感知”到“符号”的城市意义理论建构
《城市形态的人文主义视角》的核心论点是：城市形态并非由物质或技术决定，而是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物化体现，是一个巨大的意义系统。全书通过一个严谨的、层层递进的逻辑框架来构建这一理论，将城市形态的成因追溯至人类最深层的文化与认知机制。
一是颠覆传统视角，将“人”置于中心。本书的理论起点极具革命性，它将城市设计重新定义为对空间、时间、交往和意义的组织。在拉普卜特看来，人并非被动接受环境影响的“容器”，而是主动从环境中提取信息、并赋予其意义的创造者。借助吉布森的环境可供性理论，拉普卜特提出了环境选择模型，将人作为主动的“意义寻求者”，能在环境框架中作出“选择”。
二是揭示核心机制：主动的“感知”与“认知”。书中深入剖析了人与环境互动的中介过程。拉普卜特指出，感知并非被动的感官接收，而是一个主动筛选、组织信息、获得意义的过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形成不同的“认知图式”，从而对同一物质空间产生截然不同的体验和解读。那么，对环境品质进行评价，就会相应地依赖于物质环境与使用者文化图式之间的适配性。这也解释了为何简单的物质环境优化往往无法带来预期的社会效果。
三是阐明理论核心：城市是“文化的物化体现”。拉普卜特运用大量跨文化的案例雄辩地证明，从住宅布局到城市结构，都是特定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外在表达。典型的如古希腊开放的网格路网和广场形态，体现了其公共理性精神；而伊斯兰城市蜿蜒的街道与内向肌理，则源于其对隐私和家庭的重视。可见，城市形态的根本差异根植于文化。
四是升华理论高度：城市是“符号信息系统”。在理论的最高层，拉普卜特将城市视为一个巨大的符号系统。建筑的高度、街道的宽度、广场的位置等，都在持续传递着关于社会地位、权力和行为规范的信息。一个清晰、连贯的符号系统能帮助人们在城市中自如行动、获得归属感。反之，符号的混乱或缺失则会导致使用者迷失方向，产生疏离感，即“社会病态”。当一座城市的形态与其使用者的文化图式相匹配时，意义便产生了，人们从中读懂秩序、找到认同、获得安宁。
主要贡献：一场城市设计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
《城市形态的人文主义视角》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好的环境，就是一个能够提供最大化选择的框架，它允许并鼓励使用者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为空间赋予个性化的意义。这一洞见将设计的焦点从“控制行为”转向了“支持意义的生成”，为20世纪的城市设计理论带来了范式级的转变，其贡献是深远且多维的。
首先，它以文化相对论打破了现代主义的“普适性”迷思。面对当时席卷全球的以“功能至上”和“标准统一”为特征的现代主义浪潮，拉普卜特提出了有力的批判。他证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设计，好的环境必须与其使用者的文化相匹配。这为后来兴起的地域主义建筑、地方营造等实践思潮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其次，它为“环境—行为研究”建立了系统性的分析框架。拉普卜特以其渊博的学识，巧妙地将人类学、环境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洞见熔于一炉，创造了一套用于解读建成环境的“语法”。他所提出的“认知地图”“领域性”“选择论”等分析工具，至今仍是该领域研究者的案头必备，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人与环境复杂关系的理解。
最后，它重塑了设计师的角色，倡导“选择”最大化。在拉普卜特看来，设计师不应是强加个人意志的“独裁者”，而应是理解文化、赋能用户的“协调者”。设计的最高目标，是为使用者提供一个支持性的物质框架，并最大化他们的选择权，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来使用、组织甚至改造空间。
批判性反思：伟大理论的边界
当然，即便是如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也存在其历史局限性。第一，其对“文化”的论述，倾向于一种稳定、同质化的理想模型，这在分析前工业化社会时颇为有效，但对于解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内部的冲突以及多元文化杂糅的现代都市，其解释力有所减弱。第二，本书对“选择”机制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权力”与“资本”这两个更为强势的塑形力量。在当代市场经济中，普通人的选择权很大程度上被经济能力所限，而“场所的意义”也常常被商业力量大规模地生产和操纵。最后，论著中提出的“开放式设计”解决方案这一理想模式在现实中也可能遭遇挑战。它既可能因缺乏引导而走向无序和破败，也可能在资本介入下成为加速“士绅化”的推手，排挤掉真正需要它的弱势群体。
结语：从“框架”到“家园”的永恒启示
进行这些反思，恰恰证明了拉普卜特理论框架的强大生命力——它为我们提供了足以持续对话和发展的坚实基础。这部著作最不朽的贡献，在于它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换，将城市研究的目光从冰冷的“物”拉回到了活生生的“人”，从追求空间的物质功能转向了探寻场所的文化意义。
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为何需要一座意义之城？因为“意义”之于城市，如同灵魂之于身体。它关乎我们的身份认同、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当一座城市无法再为居民提供清晰、连贯的文化意义时，即便其功能再完美，也只是一座冰冷的“功能机器”，人身处其中，不过是一个匿名的“使用者”，这便是现代城市“意义危机”的根源。
该论著最终启示我们：一座伟大城市的终极目标，不应止于建设一个高效运转的宏大“框架”，而应是致力于营造一个能让所有公民安放身心、延续记忆，并充满文化认同感的、有意义的“家园”。这正是今天每一位城市营造者都应重拾的人文主义初心。
（作者系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城乡规划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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