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30号这天晚上，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那个石库门房子里，空气紧张得都要凝固了。
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人突然闯进来，贼眉鼠眼地扫了一圈，嘴里含糊不清地说是“找错了人”，转身就溜。
这人前脚刚走，屋里十几个人后背的冷汗瞬间就下来了。
十分钟，真的就差这十分钟，要是这帮人再犹豫一会儿，后来那一亿多人的大党，可能在娘胎里就夭折了。
等全副武装的法国巡捕冲进来的时候，屋里早就人去楼空，只剩下几张还没凉透的椅子。
说实话，这不仅仅是一次撤退，简直就是跟阎王爷抢人头。
这时候咱们得把进度条往回拉一点。
那是1921年初夏，虽然“南陈北李”名头挺大，但那时候全国一共才58个党员，分散在8个小组里，大家其实挺懵的。
说难听点，这更像是个只有热血没有规划的“兴趣小组”，而不是什么严密的组织。
没钱、没纲领、也没地盘，甚至连个像样的联络网都没有。
好多早期成员连饭都吃不上，更别提从天南地北跑到上海开会了。
就在这大伙儿都一筹莫展、只能干瞪眼的时候，一个荷兰大高个出现了。
这老外叫马林，是个猛人，列宁都对他赞不绝口。
他来中国可不是旅游的，是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来的。
马林这人眼毒，一眼就看穿了中国这帮秀才“造反”的短板——缺钱、缺经验。
他二话不说，直接拍板：开会，马上开全国大会！
钱的事儿我来搞定。
他给每个外地代表寄了200块大洋做路费。
要知道，那时候北京大学的教授一个月才拿多少钱？
这200块简直就是一笔巨款，相当于现在的天使轮融资。
可以说，没有这笔救命钱，那十三位代表恐怕还在老家为路费发愁呢。
跟在马林身边的，还有个叫尼科尔斯基的俄国人。
这哥们儿更是神秘，要是放在现在，妥妥的特工范儿。
他虽然话不多，整天板着个脸，但实权不小，手里攥着红色职工国际的资源和情报网。
他和马林其实之前根本不认识，但在李达的撮合下，俩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马林在台前大开大合地搞战略，尼科尔斯基就在幕后处理那些繁琐的联络和安保。
这一明一暗两个“洋教练”，硬是把一盘散沙捏成了团。
不过，真正把这次大会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既不是那十三位代表，也不是这两个洋人，而是一个连党员都不是的小媳妇——王会悟。
她是李达的新婚妻子。
李达这人理论水平高，但搞行政后勤就是个战五渣。
这时候，王会悟站出来了。
从代表们住哪儿、吃啥，到会场选在那儿，全是她一手操办。
这还不算完，最绝的是开会那天，她搬个小板凳坐在楼下放哨。
那个穿灰长衫的密探一露头，她那根弦立马就绷紧了，第一时间示警。
要是没有她这哆嗦的一下，中国近代史恐怕得重写。
上海肯定是待不下去了，这帮人正发愁往哪跑，又是王会悟脑子活泛，说：“去我家乡嘉兴吧，在那儿租条船，咱们在湖上开。”
这招太绝了，既隐蔽又浪漫。
于是，一群大老爷们伪装成游客，在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开会。
王会悟呢？
她依旧没进船舱，而是坐在船头假装看风景，其实是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只要有别的船靠近，她就敲敲船板，里面的人立马掏出麻将假装搓牌。
船舱里是一群男人在谋划着改天换地，船头是一个女人在守护着这群男人的性命。
就这样，在波光粼粼的南湖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这事儿说起来挺玄乎，但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短短六年时间，党员人数就跟坐了火箭一样，从58个人暴涨到5万8千多人。
这哪是发展啊，这简直就是核裂变。
各路军阀看着这股力量都傻眼了，谁能想到当初那个差点被一锅端的草台班子，能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
这也印证了那句老话：星星之火，那是真的可以燎原。
如今回过头来看这一百多年前的那个夏天，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从最初的几十个人，到现在拥有九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这中间的跨度大得让人不敢想。
当年的那十三位代表，有的成了开国元勋，有的半路脱党，甚至有的成了汉奸，但这都无法抹杀那个夏天的伟大。
当然，历史的功劳簿上，也不能忘了那三个“局外人”。
马林的果断、尼科尔斯基的严谨、王会悟的机智，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凑在一起，才推开了新中国的大门。
1942年，马林被纳粹枪杀在荷兰；1938年，尼科尔斯基在苏联被错杀；而王会悟老人，直到1993年才在北京悄然离世，享年95岁。
参考资料：
李龙牧，《马林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研究》，1985年。
王会悟，《我所记忆的中共“一大”》，《红旗飘飘》，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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