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99年的冬天，中国商业界正处于一种躁动与不安的微妙时刻。
1月7日清晨，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像往常一样行驶在通往门头沟的公路上，车内坐着的正是彼时名震华夏的“中国首富”、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
车子行至半途，几辆看似普通的车辆突然出现，将其截停。
没有尖锐的警笛划破长空，没有闪烁的红蓝警灯，甚至连路过的行人都没有驻足围观。
一切都在一种极度压抑的静默中完成。
车门打开，几名公安人员迅速控制了现场，车上的人被带走。
这一刻，不仅是牟其中个人命运的断崖式跌落，更像是一个狂飙突进的草莽商业时代的休止符。
据后来披露的细节，当公安人员对牟其中进行搜身时，在他的贴身口袋里发现了一封信。
这不是一封求救信，也不是一封辩白书，而是一封写给友人的托孤信。
信中字句寥寥，只恳请友人在他出事之后，帮忙照顾自己的两个儿子。
显然，这位在商海中搏击了半生的枭雄，对于这那一天的到来早已有了某种宿命般的预感。
随着黑色奥迪车的离去，位于北京永定河21号的南德集团总部，那座曾经车水马龙的商业地标，迅速陷入了死寂与荒芜。
多年以后，一位和牟其中素昧平生的餐饮业者在南德帝国的废墟之上，建起了一家喧闹的“小肥羊”火锅店。热气腾腾的火锅蒸汽，彻底掩盖了激昂的往事。
被带走一个月后，牟其中因涉嫌信用证诈骗被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正式逮捕。
而在仅仅几年前，他还是那个被《福布斯》列为中国大陆富豪榜第四位、被《财富》杂志定为“中国第一民间企业家”的传奇人物。
牟其中这个男人的血液里，似乎天生就流淌着不安分的因子。
1940年，牟其中出生于四川万县一个银行家家庭。
在那个极为讲究阶级成分的特殊年代，这个出身注定了他无法像普通青年一样跨入大学校门。
他成了一名玻璃厂的工人，但这并没有磨灭他的心气。
相反，他在那个封闭的环境里，通过大量的自学，构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经济观。
1975年，他就因与人合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万言长文，第一次身陷囹圄，度过了5年，直到1980年才获释。
那五年的铁窗生涯，他阅读了大量书籍，这些庞杂而未经过系统梳理的思想，成为了他日后那套令人咋舌的商业理论的基石。
出狱后的牟其中，正赶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
他凭着借来的300元钱，在万县成立了“中德商店”，并打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这样充满政治色彩的旗号。
第一年，他就靠着倒卖铜制钟表赚取了近8万元的暴利。
这种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投机倒把”行为，让他第二次入狱。
然而，命运再次垂青了这个狂人。
他在狱中写下的入党申请书和论述文章引起了上层的注意，在多位高层领导的批示下，他再次获释。
这种独特的经历让牟其中坚信自己并非凡人，也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只要站在时代的风口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1988年，南德集团在天津成立，牟其中正式开启了他的封神之路。
而真正让他名垂商业史，同时也饱受争议的，是那桩著名的“罐头换飞机”生意。
1992年，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陷入困顿，重工业发达但轻工业极度匮乏。
牟其中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用几百车皮积压的轻工产品——主要是罐头、皮衣、暖水瓶等日用品，从俄罗斯换回了4架图-154喷气式客机。
这桩交易在当时被视为天方夜谭，但牟其中做成了。这不仅让他从中赚取了上亿元的利润，更让他一夜之间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营之神”。
成功带来的眩晕感，让牟其中的野心极度膨胀。
牟其中开始不再满足于具体的商业贸易，而是沉迷于构建宏大的乌托邦。
在他的蓝图中，商业与政治、幻想与现实早已没有了边界。
他提出要炸开喜马拉雅山的一个缺口，让印度洋的暖流吹进中国西部，把青藏高原变成塞上江南；
他宣称要投资研制并发射人造卫星；
他构想将满洲里建设成“东北亚经济中心城市”；
他甚至提出过一个惊世骇俗的“三峡移民构想”，把一部分移民送到美国去，每两个人开一家中餐连锁店，形成全球销售网络。
他创造了一套被称为“牟式空手道”的理论，甚至发明了“平稳分蘖”、“智慧文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等晦涩难懂的词汇。
在那个渴望财富又缺乏方向的年代，他的这些理论曾让无数后来成名的企业家顶礼膜拜，史玉柱、何伯权等人都曾坦言受到过他的影响。
牟其中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
然而现实中，南德集团旗下的许多子公司实际上只是一个个空壳，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支撑起牟其中那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幻象。
危机在1997年就已经显露端倪。有关部门发出通报，指出南德集团“高风险、高负债”。
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因信用证垫资问题将南德告上法庭，标的高达3亿多元。
与此同时，市面上突然出现了一本名为《大陆首骗——牟其中》的非法出版物，书中将他描述成“上骗中央、下骗地方”的巨骗，封面那句“牟其中不亡，天理不容”更是触目惊心。
就在这大厦将倾的危急关头，一个特殊的女人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她叫夏宗伟。
对于公众而言，夏宗伟这个名字是陌生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只是牟其中身边一个沉默的影子。
她是牟其中的生活秘书，但她还有一个更微妙的身份——牟其中前妻夏宗琼的亲妹妹。
这是一种极具中国式伦理纠葛的关系。
夏宗琼精明强干，曾是南德集团的副总，在牟其中的发家史上功不可没，两人于80年代末结婚，却在1993年分道扬镳。
而夏宗伟，这个家中的老八，从小就是个乖乖女，在姐姐们的羽翼下长大，性格单纯、安静。
1989年，她从万县来到北京投奔四姐夏宗琼，原本在首都师范大学学习俄语，却因为姐姐忙于工作，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家帮忙带孩子。
1991年，在姐姐的安排下，22岁的夏宗伟进入南德集团，成为了姐夫牟其中的秘书。
南德的老员工回忆起那时的夏宗伟，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朴实和涉世未深，“像个刚进社会的大学生，一看就很单纯”。
然而，命运却给这个单纯的姑娘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当姐姐夏宗琼与牟其中离婚并离开南德后，留下的夏宗伟不知不觉地填补了那个空缺，成为了牟其中身边最亲近、也最信任的人。
夏宗伟没有参与那些宏大的商业决策，她的工作仅仅是照顾这个狂人的衣食起居，帮他处理琐碎的日常。
可是，当法律的大网收紧时，她却因为“生活秘书”这个身份被卷入了漩涡的中心。
1999年11月1日，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开庭审理。
被告席上，不仅有60岁的牟其中，还有不到30岁的夏宗伟。
那一天的庭审现场，气氛凝重。
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牟其中表现出了一种惯有的桀骜不驯。
他拒绝认罪，声如洪钟地辩解自己的商业逻辑。
而在牟其中身旁，年轻的夏宗伟却显得惊恐而无助。
当法官询问她关于信用证诈骗的细节时，这个一直生活在姐夫光环阴影下的女人终于崩溃了。
“我主要是老牟的生活秘书，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身体保健，对什么叫信用证诈骗一概不知，对经济懂得很少……”
她在法庭上失声痛哭，声音颤抖，充满了委屈与恐惧。
那一刻，一直昂着头颅、眼神犀利的牟其中罕见地沉默了。
他微微低下了头，没有人知道这位枭雄此刻心中是在盘算着如何翻盘，还是对身边这个被他牵连的姑娘产生了一丝愧疚。
2000年5月30日，终审判决下达。
牟其中因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而夏宗伟，虽然作为从犯被判有罪，但因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
她走出了看守所，重获自由。
按常理，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树倒猢狲散，首富变囚徒，身边人各自飞，这是世间最常见的剧本。
但命运似乎并不打算放过夏宗伟，或者说牟其中并不打算放过她。
当沉重的铁门在牟其中身后缓缓关闭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扇门虽然锁住了他的身体，却并没有锁住他的野心。
而站在门外的那个柔弱女人，在擦干眼泪后，即将被迫背负起一个原本不属于她的沉重十字架，开始一场长达18年的漫长苦旅。
02
位于市郊的洪山监狱，高墙耸立，电网森严，将墙内墙外切割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对于大多数犯人来说，这里是惩罚与改造的终点，是悔过自新的炼狱。
但对于牟其中而言，这里更像是一个暂时蛰伏的洞穴，是他等待下一次“出山”的修炼场。
牟其中从未在心理上真正接受过“罪犯”这个身份，即便身穿囚服，他也依然要在精神上维持着作为“牟总”的体面与尊严。
入狱初期，牟其中在洪山监狱里享受着一种极其特殊的待遇，这在中国监狱史上都堪称罕见。
那段时间，他并非像普通犯人一样挤在拥挤嘈杂的大通铺里，而是拥有相对独立的居住空间。
更令人咋舌的是，夏宗伟获释后，竟然并未远离，而是以一种类似“特殊保姆”的身份频繁出入监狱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在监狱允许的范围内，夏宗伟可以为他送去书籍、报刊，甚至在某些时段能在狱中为他开小灶，做一些可口的饭菜。
这种“狱中特权”，在某种程度上是牟其中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一种残余折射，也或许是因为监狱方面对这位“特殊人物”的一种弹性管理。
在这种特殊的庇护下，牟其中的狱中生活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凄惨。
白天，他读书、看报、写作；到了饭点，有专人照料。
然而，这种建立在脆弱平衡之上的特权，终究无法长久。
牟其中始终坚称自己无罪，拒绝认罪悔罪，拒绝像其他犯人那样低头顺从。
他甚至在狱中多次对监管人员大谈特谈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试图“教育”管教干部。
这种不合作的态度，最终触碰了监狱管理的底线。
好景不长，他的特殊待遇被取消了。
那一天，牟其中被要求搬离“单间”，转入一个住了五六名犯人的普通牢房。
从那一刻起，牟其中真正成了一头被困的孤兽。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颓废，相反，他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开始了一场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苦修。
他深知，要等到翻盘的那一天，首先要有一副好身板。
入狱前那个大腹便便、体重超标、患有高血压的老人形象必须被彻底抛弃。
无论严寒酷暑，每天清晨，洪山监狱的小篮球场上，总能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在不知疲倦地奔跑。
他习惯在手腕上绑一条毛巾，跑几圈就擦一把汗，几十圈下来囚服早已湿透。
但这还不够。
午休时间，当其他犯人都在昏睡时，牟其中却在爬楼梯。
洪山监狱的监舍楼有六层，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上下各跑125个台阶，每天要来回跑十几趟，这个高度相当于爬了一座纽约帝国大厦。
最令人惊愕的是他对冷水澡的执着。
武汉的冬天阴冷刺骨，那种湿冷能钻进骨头缝里。
即便在数九寒天，牟其中也坚持用冷水冲澡。
冰冷的水浇在身上，冒起阵阵白烟，他却面不改色，甚至还会做几节自编的体操。
几年下来，那个曾经臃肿的老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高一米八、体重稳定在170斤左右、肌肉结实、面色红润的精壮汉子。
他在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告诉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牟其中没有被打倒，他在积蓄力量，随时准备重返战场。
在狱友眼中，牟其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星人”。
他不参与犯人们的闲聊打牌，大多数时间都在埋头苦读。
他订阅了五份报纸，哪怕是在狱中，他获得的信息量甚至比很多自由人还要大。
他时刻关注着墙外的世界，每当有重大新闻发生，他总会习惯性地发表评论，语气依然像是在主持南德集团的高层会议。
2009年3月5日，两会召开期间。
牟其中在广场上读完当天的报纸，突然放下报纸，望着天空，一脸凝重地对身旁的一位犯人感叹道：“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真是太累太累了。”
旁边正在散步的两位犯人听到了，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一个疯老头的胡言乱语。
这种刻在骨子里的精英意识，在面对另一位入狱的大佬时，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2007年，曾经叱咤风云的“德隆系”掌门人、资本大鳄唐万新也住进了洪山监狱。
在21世纪初的那几年，唐万新控制的德隆系曾坐拥200多亿市值，被称为“中国第一悍庄”。
按理说，两位同样跌落神坛的商界大佬相遇，应该会有某种惺惺相惜。
唐万新显然也是这么想的。
一天自由活动期间，个子不高的唐万新主动走到正在散步的牟其中身边，脸上带着谦逊的笑容，表示想借牟其中的亲情电话卡打个电话。
这是一个明显的示好信号，是对前辈的一种致敬。
然而，比唐万新年长24岁、高出一个头的牟其中，只是侧着脸，用眼角的余光瞄了他一眼。
然后，他不屑地从鼻子里发出了一个短促而清晰的声音——“哼”。
说完，他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唐万新一个人站在原地，脸倏地一下红到了耳根，像个做错事被老师当众羞辱的小学生。
后来，牟其中对相熟的狱友郑毅说出了他不屑的原因。
在他看来，唐万新那种玩弄资本、坐庄炒股的手段，不过是“劫贫济富”的小把戏，根本算不上真正的企业家。
而他牟其中，搞的是飞机贸易，想的是炸喜马拉雅山，做的是改变世界的实业。
哪怕同为阶下囚，他也羞于与之为伍。
这种傲慢，支撑着他在监狱这个等级森严的小社会里，构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鄙视链。
然而，这个看似坚不可摧的硬汉，也有他无法掩饰的软肋。
监狱规定，犯人每周可以打一次亲情电话，每次五分钟。
这五分钟，是牟其中与外界唯一的实时连接。
当电话那头传来远在美国的两个儿子的声音时，那个不可一世的牟其中瞬间消失了。
他会变得小心翼翼，声音低沉而沙哑。他询问孙子的情况，询问孩子们的生活，像全天下所有无能为力的老父亲一样，絮絮叨叨。
好几次，狱友看到他在挂断电话的那一刻，眼泪顺着满是皱纹的脸颊无声地滑落。
那一刻，他是脆弱的，是充满愧疚的。
但当电话拨通给夏宗伟时，他又瞬间切换回了那个“南德总裁”的频道。
（牟其中与发妻）
在与夏宗伟通话的五分钟里，他的声音总是高亢的，富有激情的。
他很少询问夏宗伟过得好不好，钱够不够花。
他谈论的永远是申诉的进展，是最高法的态度，是某篇报纸文章对未来经济走向的暗示。
他对夏宗伟描绘他出狱后的宏图：“小夏，我出去以后，要办一所最现代化的南德医院。我们要为富人提供最高贵的服务，收最贵的钱；然后用这些钱，对穷人实行免费医疗！”
他在电话这头说得眉飞色舞，仿佛明天就能剪彩开业。
而电话那头的夏宗伟，往往只能默默地听着，偶尔插上一句：“嗯，我知道了，我会把材料递上去的。”
其实，在入狱的最初几年，牟其中曾有过一次绝佳的机会可以离开那个鬼地方。
当时，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有关方面曾暗示他可以申请保外就医。
这意味着他可以回家，可以过上相对自由的生活。
但他拒绝了。
牟其中对来劝说的人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罪，为什么要保外就医？我要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地走出去！”
这句话听起来掷地有声，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悲壮。
但他或许没有想过，这份所谓的“清白”，这份即使坐穿牢底也要争回来的面子，需要付出代价的不仅仅是他自己。
在高墙之外，那个被他拒绝了“保外就医”而不得不继续奔波的女人，正在独自面对着真实世界的风刀霜剑。
03
从2000年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刻起，夏宗伟的人生就被按下了暂停键，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强行切换到了另一条轨道上。
在这漫长的十八年里，她的生活只有两个主题：探监和上访。
为了给牟其中申诉，她跑遍了北京的各大部委和司法机关。
她随身携带的包里，永远塞满了厚厚的申诉材料。
这些材料加起来高达上百万字，几千份文件，堆起来比她人还要高。
夏宗伟像祥林嫂一样，一遍遍地向每一个可能帮上忙的人讲述南德案的冤屈，讲述牟其中的无辜。
但这仅仅是工作的一面。更重重的是作为牟其中“精神生命线”的维护者。
为了让狱中的牟其中不与时代脱节，夏宗伟承担起了信息搬运工的角色。
她定期去书店，购买大量的政治、经济、哲学类书籍，甚至连当时刚流行起来的科幻小说《三体》，以及作者刘慈欣的最新观点，她都会第一时间整理好，寄进监狱。
夏宗伟还订阅了十几份报纸杂志，每一期都细心地打包。
她知道，这些书报是牟其中在狱中赖以生存的食粮。
南德集团崩塌后，夏宗伟身无分文。
作为牟其中的前妻妹妹兼前秘书，夏宗伟没有分到一分钱财产，却背负了巨大的道德债务。
曾经那些围绕在牟其中身边、一口一个“牟总”叫着的商业伙伴们早已作鸟兽散，甚至避之不及。
最窘迫的时候，夏宗伟连吃饭都成问题。
在这个时候，反而是当年南德集团的一些普通老员工伸出了援手。
他们有的给夏宗伟送来几百块钱，有的请她吃顿饭。
夏宗伟就是靠着这些微薄的接济，在昂贵的北京城里艰难地生存着。
2001年，因为长期的劳累和精神压力，夏宗伟病倒了，需要做两次手术。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摸遍了口袋，连交住院押金的钱都不够。
最后，还是几位老同学凑钱帮她渡过了难关。
手术后的恢复期，夏宗伟独自躺在出租屋里，看着天花板发呆。
那时候她才30岁出头，本该是一个女人最美好的年纪。
其实，夏宗伟也曾试图挣脱这命运的枷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2003年，也就是牟其中入狱的第三年，夏宗伟结婚了。
对方是一个普通的老实人，不嫌弃她的过去，愿意给她一个家。
夏宗伟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像个正常女人一样，过上柴米油盐的日子了。
她想，也许可以一边过日子，一边帮老牟跑案子，两者并不冲突。
但现实远比她想象的残酷。
牟其中的案子像个巨大的黑洞，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她的精力与情绪。
白天，她要在各部门之间奔波，受尽冷眼；晚上回到家，她还要整理材料，给牟其中写信。
夏宗伟的情绪随着案子的进展而起伏，时而焦虑，时而绝望。
这种高压状态，让夏宗伟根本无法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家庭生活中。
更致命的是，因为经济拮据，且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她一直不敢要孩子。
“那时候什么都不确定，收入不稳定，还要到处跑，颠沛流离的，生了孩子怎么养啊？”
这种不要孩子的决定，成为了婚姻破裂的导火索。
随着时间的推移，丈夫的耐心被耗尽了，家庭的矛盾日益尖锐。
终于在苦苦支撑了十年后，2014年，这段婚姻画上了句号。
离婚那天，夏宗伟走出民政局，看着手里的离婚证，心里竟然有一丝解脱，但更多的是一种彻骨的悲凉。
“一晃就这么些年，可是等明白过味儿来的时候，好像一切都已经晚了。”她在一次采访中，对着镜头，眼角带着泪光，轻轻地说出了这句话。
夏宗伟回头望去，自己那段本该用来相夫教子、享受生活的黄金岁月，就这样被偷走了。
而被偷走这一切的元凶，此刻正坐在洪山监狱里，做着他的强国梦。
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女人如此近乎自虐地坚持了十八年？
是爱情吗？
外界很多人愿意把夏宗伟塑造成牟其中的“红颜知己”，演绎成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但夏宗伟自己却清醒得近乎残酷。
“应该算不上红颜知己吧，”她曾淡淡地回应，“做他的红颜，需要在精神层面能够沟通，这是太有含金量的一个词，我觉得我还达不到那个程度。”
这并非她的自谦，而是事实。
在牟其中那个宏大的精神世界里，夏宗伟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对话者，她只是一个忠诚的执行者，一个好用的工具。
而在每月的探视时间里，隔着厚厚的玻璃，两人的对话往往揭示了这段关系的某种残酷真相。
牟其中总是习惯性地给夏宗伟画饼，或者说是进行某种精神上的加冕。
“小夏，快有结果了，再等等。”每次见面，他都会像哄孩子一样重复这句话，眼神里闪烁着狂热的光芒。
“你每次都这么说！”有一次，夏宗伟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带着哭腔喊道。
牟其中愣了一下，然后依然用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真的快了。你要坚持住，从此你就和伟大联系在一起了。”
“伟大”，这两个字像一句魔咒，紧紧地箍在夏宗伟的头上。
牟其中用这种宏大的叙事，将夏宗伟的个人牺牲升华成了一种为了正义、为了历史的神圣使命。
他让她相信，她不仅仅是在帮一个坐牢的老头，而是在参与一项伟大的事业。
这是一种高明的、或许也是下意识的精神控制。对于从小习惯了听话、性格单纯且重情重义的夏宗伟来说，这种控制几乎是无法摆脱的。
除了这种精神上的捆绑，还有一种更现实的无奈，沉没成本。
“要不管早就不管了，又何必等到今天。”
夏宗伟常常这样自忖。
她已经投入了最好的十八年，如果现在放弃，那之前的十八年算什么？
岂不是全都白费了？
这种赌徒般的心理，让她只能咬着牙，一条道走到黑。
1995年的下半年，南德集团最鼎盛的时期，牟其中带着员工在旧金山郊外散步。
照片里，牟其中穿着风衣，意气风发地指着远方；而年轻的夏宗伟站在他身旁，脸上挂着恬淡的微笑，眼神清澈而明亮。
这是两人为数不多的合影之一，也是他们人生中最接近“并肩而立”的时刻。
18年后，当牟其中终于刑满释放，走出洪山监狱的大门时，他依然可以对着镜头大谈他的商业计划，依然觉得自己是那个虽败犹荣的英雄。
哪怕他已经年近八旬，他的精神世界依然是完整的，甚至是充盈的。
而在大门外迎接他的夏宗伟，已经是一个年近五十、面容憔悴的中年妇人。
她的青春、她的婚姻、她做母亲的权利，都已在无数次往返监狱的列车上化为了灰烬。
高墙里的那个狂人，做了一场十八年的大梦，或许还没醒；而高墙外的这个女人，梦早就醒了，却发现自己正站在一片废墟之上，四顾茫然，早已无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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