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军队一遭伏击就崩，聊聊关于甲胄的那些事|古代军队|士兵|宋军|甲胄|重骑兵

我们在历史军事题材的影视剧中经常会见到这样的场景——一队队士兵全身披挂着皮甲或者铁甲，头上带着铁盔，手里举着长矛等重型兵器在大太阳底下行军。有时为了表现士气高昂或军威雄壮什么的，导演还会让士兵们故意走得步履铿锵，队伍整齐得跟接受检阅似的。有时来了紧急军情或者就是当将军的想检验一下部下的水准，干脆下令急行军，就是让大家伙戴着这么一身的零零碎碎跑起来。

这种事在现实中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答案肯定是零。就算哪个当将军的脑袋被驴踢了之后下达了如此愚蠢的命令，那么他的下场要么是被皇帝砍头，要么就得被愤怒的士兵撕成碎片。

要知道宋朝的步人甲基本重量就能达到58斤，枪兵甲更是重至88斤。而宋朝的一斤相当于640克，这也意味着一副铁甲最轻也有七十多斤，再加上长短兵器、弓箭、干粮水囊等随身必带的物事，一个全副武装的精锐士兵的负重轻轻松松就能突破百斤。

就算不那么精锐的，一整套皮甲的重量也有二三十斤，明清的棉铁复合甲重三四十斤，反正分量都不轻。可能有人会说，我背一百斤大米上个六七层楼大气都不会喘上两口，可那又如何？你把大米扛上楼放下就完事了，但人家当兵的不但要负重，还得随时准备打仗，那可是要命的买卖啊！

著名的万岁军113师在抗美援朝的三所里战斗中，曾创造出了14小时急行军145华里的世界轻步兵行军记录。这要放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更是即便能做到也绝不会有人去做的事情。

因为近现代士兵哪怕跑得只剩下一口气，但只要他还有力气用手指扣动扳机，那就是还有战斗力。可在冷兵器时代呢？让你狂奔一百多里地后马上再打一场UFC，还是要命的那种，谁能办得到？

故此，古代军队对于行军有着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像汉唐那种战斗力强、保障也较为充分的军队，长途行军正常一日走四十里，急行军走到五十里就必须停下扎营休息。至于宋明那样训练和士气都不咋地的军队，一天可能走不上三十里就得歇脚，否则掉队、伤病、士兵怨声载道乃至哗变等意外状况没准就足以令主将发疯。

请注意，这还是在轻装的的前提下。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支古代军队，会在行军过程中保持全员全装，因为那纯粹是在找死。

所以他们特别容易遭到伏击，是不是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洪武二年（1369年）常遇春自开平（今内蒙锡林郭勒）率师南归，行至柳河川（今河北张家口）时突然暴卒军中，享年仅40岁。

关于常遇春的死因，官方说法是急病。但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他是死于卸甲风。

所谓卸甲风，现代医学称之为腰背肌筋膜炎，多发于古代战争环境，与高体温下突遇寒冷刺激直接相关。简单说，这个病就是盔甲搞出来的，而且甲越好，死得就越多越快。

只要具备初中物理知识就会知道，铁这个玩意不但死沉死沉的，还具有极其良好的导热性。这么说吧，一个人披挂上几十斤重的铁甲，什么都不用干，就在大太阳底下杵着，用不了多长工夫都能变成一份香喷喷的铁板烧……

而且越是高级的甲胄，防护就越密不透风。而越是密不透风，您就烧得越熟……

既然夏天对铁甲不友好，那我要是冬天再披挂出来呢？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一个梗，叫冬天东北的电线杆子都是甜的。为啥会甜，同样上过初中物理课的心里没点逼数？电线杆子都这么甜了，铁甲难道会苦？

金属导热，夏天是从外往里导，冬天就是从里往外导了。这么说吧，穿铁甲的保暖效果，基本上还不如在冰天雪地里果奔。

对此，唐朝著名诗人岑参有诗为证——就是在那首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里边，“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后的再下一句就是“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其实冬天还好，毕竟“都护铁衣冷难着”了，咱还可以套身皮甲。可别瞧不起皮甲，不但保暖效果一流，而且优质皮甲的防护效果，并不比铁甲差多少。

当然皮甲在夏天的保暖效果更好——如果说穿铁甲的是铁板烧，穿皮甲的就是粉蒸肉，反正都挺下饭的……

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冬夏都特别漫长，春秋反倒没几天。这就导致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其实都不适合披挂盔甲。

所以古代的军人，能不碰盔甲的时候，绝对没人碰。我曾看过一个古装剧，皇帝老儿上朝时，下边排着左文右武，文官一律红袍乌纱，武官一律顶盔掼甲。导演这么干可能是为了好看，但要是在现实中哪个皇帝敢这么搞，信不信那些武将们就能当场反了他母亲的？

甚至在作战时也是如此。那时候两军对阵，一般都相隔一两里地列队，远超当时远程武器的射程。为啥？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此时大家基本都是不披甲的，因为太累，太冷或者太热。只有真要开掐了，双方才有条不紊的穿戴起来。像披近百斤重甲的枪兵、斧兵，在敌人冲到几十米前，干脆都是坐着的。

体力就那么多，能省一点算一点。毕竟那时候打仗就是纯体力活，而且一动起手来就连打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都是家常便饭。所以那些重甲兵里边累死的，不一定就比战死的少。

经常斗殴的朋友应该知道，你就算光穿着裤衩背心冲别人抡忘八拳，一两分钟后都可能累到虚脱，更何况穿着那么重的盔甲跟人玩命？所以古代的将军基本都标配大肚腩，恨不能腰围大过身高。就因为在这真正的战场上，脂肪提供的耐力，作用远大于肌肉带来的爆发力。

再说回到常遇春。他暴卒的具体时间，是洪武二年的七月七日，换算成公历就是8月9号，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而张家口八月的高温记录是41.1℃，明初时的气温应该比现在稍低，但起码也有三十几度。再加上常遇春曾被朱元璋夸“勤劳于外，兵不失律”，就是治军非常严谨，很可能行军时也要披挂整齐，以为全军表率。

否则能开一国的骄兵悍将，是那么容易令行禁止的？

在八月骄阳的炙烤下当了一天的铁板烧，扎营休息后卸下甲胄，再风一吹，没准还痛饮了几口冷酒——高温的身体骤然遇冷，引发肌肉无菌性炎症，就是卸甲风了，直接没救。

这种在军中常见的病症，在明朝以前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往往笼统的被定性为暴卒或中风，而未进行深入的探究。直到常遇春之死，才让人们将其与卸甲风明确关联起来。

再根据史书记载按图索骥，还能找到一些比较典型的卸甲风病例。比如秦末汉初的魏王豹、三国时的吕蒙、隋末唐初的薛举、五代时的李存孝以及晚清的湘军大将李臣典等等，史书中描述的在高温行军或剧烈战斗后因病暴卒或是重病于军中，症状与卸甲风就非常相似。

至于没那么大名气能让史书记上一笔或是干脆就是普通兵将的，应该更加数不胜数了。

所以甲胄这个玩意，好用是真好用，在古代属于战略物资，严禁私人持有。故有“一甲顶三弩，三甲下地府”之说，反正那时候要证明某人造反，只需在他家里抄出几副盔甲就足以定罪了。

因为有甲和无甲，对于冷兵器时代的战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么说吧，一个身披重甲的士兵面对十个无甲但手持利刃的敌人基本压力不大，起码很难被杀死。要是把规模扩展到一队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士兵，哪怕迎战数十、上百倍于己的无甲对手，也能轻轻松松的打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交换比。

隋大业十年（614年），涿郡（今河北涿州）人卢明月率众起义。他采用裹挟流民的方式，很快拥众十余万，并趁官军因东征高勾骊导致的兵力匮乏和疏于防守，一路夺州掠县，从河北杀到了山东，又要攻打祝阿城（今山东济南长清区）。

此时的齐郡通守张须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东拼西凑出了不到万人的守军。但这支军队训练低劣、士气低迷，连粮草都不够吃。所以在跟义军对峙十几天后，就再也撑不下去了。

可张须陀不甘心失败，就从这万人中挑出千人左右的精锐，给他们吃饱饭，又凑齐了甲胄兵械，打算趁夜出城偷袭一波。

激战一夜，一千甲士打崩了卢明月的十几万流民，最终逃出生天的，仅有数百人。

这就是有甲和无甲的差别。但甲胄这种东西，不但穿着让人难受，而且价格非常昂贵。根据敦煌出土的《开元九年沙州会计历》记载，盛唐时一副普通铁甲的制造成本大约是15贯钱，相当于今天的3万元。而中高级军官配发的明光铠价值更是高达80贯——有这个钱，都能在长安地价最高的地段买下一幢三进大豪宅了。相较而言，皮甲就便宜多了，大约5贯一副。

但开元年间唐军的军额是50万，这就意味着给每个士兵配发一副最普通的铁甲，就得耗资750万贯（相当于今天的150亿元）。可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即盛唐最盛之时，朝廷一年的收入（不计粮食和绢布）也只有350万贯。这也意味着整个大唐从皇帝到百姓要不吃不喝两年多的时间，攒下来的钱才够给军队配齐铁甲。就算全换成皮甲，也要九个月。

当然这么计算很不科学，但无疑这笔支出放在哪朝哪代都负担不起。所以在冷兵器时代，一支军队披甲率能达到三成，而且还是铁甲皮甲混搭，就足以堪战了。尤其是拿来对付装备低劣的北方游牧民族，更是妥妥的够用。要是披甲率能达到五成，放在哪朝哪代都堪称精锐，拿去问鼎天下都够用了。要是披甲率能达到七成以上（不算明清的棉铁复合甲），史上也只有最尚武的唐朝和富得流油的宋朝才能做到，而且只限由皇帝直接控制的京营。

这样的军队，一般都是用来震慑内部和保护皇帝的，从不轻出，除非御驾亲征。反正皇帝不会轻易让这样的战略级大杀器脱离自己的控制，那跟找死没有任何区别。

郭威、赵匡胤之流，对此就深有体会。

甲胄这个东西，打仗没有不行，但穿上了真难受。所以需要的时候一定得穿，可穿可不穿的时候，谁脑子被驴踢了才穿这玩意。

可一旦打起来，甲胄就太有用了。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炅在灭掉北汉后随即挥师北伐，意图乘势收复燕云十六州。六月二十三日，宋军抵达幽州城下，大战随即爆发，持续达13天之久。至七月初六日耶律休哥发动全面反击，宋军难以支撑战线，一路溃退至涿州，战斗宣告结束。

这一败，让北宋从此失去了对辽的战略进攻能力。那么他们的损失到底有多惨重？答案是参战的十二万人中，阵亡了大约万余人。而且这一万来个倒霉蛋中的超过八成，是在最后的大溃败中为了跑得快而丢盔卸甲，才被契丹人轻松摘取了人头。

这也意味着在此前的十三天里，宋军甲胄齐全、阵列严密时，面对几近十万辽国骑兵的无数次疯狂的冲击，最多也就损失了两三千人。

甲胄的作用可见一斑。那可绝对不像某些影视剧演的那样，随便挨上一刀一箭就能死出十八种花样。初唐虎牢关之战中，李世民的堂弟李道玄在夏军阵中反复冲击，又因为这厮披挂的明光铠太过拉风，招来了敌军弓箭手的集火怒射，史书称“飞矢乱下，箭如猬毛” 《旧唐书·卷六十·列传第十》，就是被射成了刺猬。

可李世民再见到他时，人家还活蹦乱跳的。换了身甲再换匹马，又嗷嗷叫着勇闯敌阵去了。

普通士兵的甲胄，肯定没法跟李道玄这种世家子弟相比。但就算再粗制滥造的甲，也能极大的减轻在无甲状态下必死的伤势——哪怕是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乐色代名词的皮甲，只要不是强弓硬弩抵近射击或直接击中要害，也很难一击致命。

所以在一个王朝能够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或者用更直白的话说就是能养活得起军队时，哪怕统治者再残暴、再倒行逆施，民间的反抗基本也不存在成功的可能。原因就在于军队组织度以及装备水平，根本不是削木为兵、在胸前绑两块木片当甲胄的起义军所能抵抗得了的。

哪怕烂如靖康前夕的宋军，搞定农民军也不在话下。

在《水浒传》中把梁山好汉打得满地找牙的方腊起义，在真实历史中爆发于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一度占领了六州五十二县，包括了今天的浙江全境以及皖、苏、赣等省的部分地区，兵力达到了数十万之众。

之所以会如此顺利，是因为江南承平日久，压根没有多少驻军。眼见后院起火，宋徽宗赵佶只好让正准备与金国合作攻辽的童贯暂停北上，临时去江南出趟公差。

童公公二话不说领兵就走。他是宣和三年正月初从汴京出发，月底抵达秀州（今浙江嘉兴）后马不停蹄的与义军展开决战，将其一战打崩。此后宋军就进入赶羊模式，二月收复杭州，三月收复全部失地、剿平全部义军，四月活捉方腊——至此出差完毕，收兵回京。

十五万大军从出动到平叛再到凯旋，全程用时不到150天，这意味着什么？几乎全程都是在行军，作战就是横扫，就是单方面的屠戮。士兵别说伤亡了，怕是汗都没出多少，就算出了也是走路累的。

也正是同一支宋军，面对装备训练更胜一筹的辽军时，被打得一败涂地，毫无还手之力。史称“北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间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死尸相枕藉，不可胜计”（《三朝北盟会编·卷七》）。

在这条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食物链中，可想而知那些所谓义军是有多么孱弱。

而那些能掀起大场面，甚至有改朝换代之力的义军，无不发生在那些穷途末路的王朝末年。具体表现就是财政崩溃，军队失控，一切不可收拾，才给了他们机会。

古代行军，除非是南方可能还有船坐，否则一律靠走。不仅如此，那时候的交通条件也极差，所谓的“官道”除了京师等大城市周边，以现代标准连最低等级的道路都算不上。所以走起来不光是累，简直就是遭罪。

比如在元朝之前，辽西走廊还泡在水里，历朝历代远征东北，都得爬燕山。像杨广及李世民、李治父子东征高勾骊，都要提前一到两年把粮草兵械等物资用人扛马驮等方式一点点的运到燕山以北的营州（今辽宁朝阳）。只有等到物资齐备了，大军才敢出动，一旦消耗得差不多了，就得赶紧撤回来，现吃现运根本来不及。

除了燕山，古代军队经常要翻的还有太行山、阴山、贺兰山、六盘山、祁连山、天山等等。就是侥幸没遇到大山，也逃不过戈壁、丘陵、草原、大漠等各种让人头大如斗的复杂地形。在这种倒霉地方行军，就算士兵个个体壮如牛，体力也得大打折扣，走不了多远就得休息，否则就会影响战斗力。

但相比之下，人还算好的，马匹等牲畜才难伺候。

蒙古骑兵标配一人三马，其中一匹是战马，一匹供非战时骑乘，还有一匹则用来携带盔甲兵械等物资。但重骑兵都是一人五马起跳，需要长途奔袭时甚至一人十马也不足为奇，为啥？

因为马匹的标准负重大概相当于体重的15%，极限负重不能超过30%。在后一种情况下，马匹只能短时、短距冲刺，低速的负重行军距离也不能太长。否则马匹轻则严重掉膘到报废，重则当场暴毙，无一例外。

蒙古马的体重基本在300公斤左右，即标准负重不能超过45公斤，极限负重在100公斤左右。而一个标准的重骑兵，体重肯定不会轻，否则根本穿不动几十斤的盔甲。所以战马、骑乘马至少得准备双份。同时在长途奔袭的前提下，根本没有给马匹从容吃草的时间，必须为其准备谷物、豆类等营养价值高的饲料。而马的食量是人的十倍——这么计算下来，一人十马都不太够用了。

相比之下，哪怕是马匹比较充裕的汉唐等朝，能配齐一人双马的骑兵也不多见。至于宋明等严重缺马的王朝，骑兵部队一人一马都做不到，经常要拿骡子、驴子代替。这样的骑兵，其机动性可想而知，经常连步兵都不如。

比如在唐朝的军律中，就有规定严格禁止骑兵在行军时骑乘马匹，违者要挨二十军棍。而像明朝的骑兵，行军时不但要牵着马，还得扛着盔甲兵器。反正核心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累死无所谓，马可损失不起。

真分不清谁才是人、谁是牲口。

就算骑兵可以骑马，在正常情况下要长途行军还是不如步兵速度快。为啥？因为马匹的体型是人的几倍，却只能吃草，而草料的能量转化率又太低。所以要补充行军损失的能量，步兵一边走一边啃大饼就凉水也不是不行，停下来烧火做饭也耗费不了多少时间，可马匹就必须至少吃几个小时的草。所以游牧部落之间的战争，经常是你来我往的杀上一个小时，然后就默契的休战，各自找块草地让马吃草，吃上两三个小时后再来打下一场。

要是为了缩短马匹的休息时间，给其喂食营养价值高的饲料，其实还是不可行。因为前文说过，马的食量是人的十倍，这意味着战争成本和后勤压力骤增，根本没有几支军队负担得起。

而且这不是中国战场的个例，全世界都一个熊样——直到十八世纪普鲁士的军规中还有明确规定，步兵连续行军三天就必须停下来一到两天，以便让慢吞吞的骑兵有时间赶上来。

当然你要是不在乎损失，骑兵也可以有多快就跑多快。像汉末时曹老板一发狠，令虎豹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第二》），终于在长坂坡堵住了讨厌的刘大耳朵。但堵是堵住了，虎豹骑也跑废了，起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法上战场了。要是曹老板还不信邪，结果就必然是战马纷纷暴毙，虎豹骑统统改行去当步兵的下场了。

所以古代军队最讨厌的就是步骑混杂，光是行军都能把主将搞疯掉。所以霍去病动不动就带着骑兵独走，扔下他舅领着步兵各玩各的，反倒利于各施所长，相得益彰。再如李陵出塞时就带了五千步兵，并非刘彻连几百上千匹战马都凑不出来，而是那么干的实际意义不大，还不如纯步兵机动灵活。

说回到冷兵器时代的军队为啥容易被伏击的这个话题，其实可以说很大的原因还是甲胄。

前边说了，甲胄这个东西作战必备，但穿着很不舒服，甚至要命。所以能不穿的时候，没人愿意套上这玩意。

比如在行军的时候。

试想一下，盛夏时节，三四十度的气温，再往身上套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铁皮，原地杵着都得中暑，更何况行军？哪怕气候适宜，但加上这几十斤的分量，原本能走三四十里地大气不喘一口，现在走出二里地没准就得累趴下。

尤其是与近现代军队不同的是，冷兵器时代的军队行军，与抵达目的地这一核心目标同样重要的，是千方百计的保存体力。因为你随时要做好与敌人遭遇的准备，而那时候的作战，无论是拿刀砍用枪捅还是使弓射，都得使出吃奶的力气。你的力气比敌人少一分，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差别。

不像现在，勾勾手指就能放枪，拉拉绳子就能放炮，所以行军时怎么跑都行，只要留口气就能打。所以火枪这种武器一出现，就迅速取代了弓箭——事实上直到1861 年来复枪和米尼弹大规模装备前，火枪在射程、射速以及和火力持续性等方面对比传统的弓箭并没有优势，甚至处于劣势。但各国之所以一概无脑弃弓用枪，除了训练成本这个优势外，就是看中了火枪对于射手的体力基本没有任何要求。

一个弓箭手，在一场战斗中射出二三十支箭后，就很难再有力气拉得开弓了。这还是匀速射，要是急速射，可能连射十来箭胳膊就废了。而火枪手呢？只要弹药管够、枪管扛得住，能一直射到战斗结束照旧活蹦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