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了进士，在大明朝，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官场的大门。
搁大清，这只脚可能一辈子都悬在半空，落不了地。
同样是千军万马挤过的独木桥，同样是皇帝钦点的天子门生，一个朝代是毕业包分配，而且是火箭式提拔；另一个朝代却是领了毕业证就回家等消息，一等，可能就是一辈子。
大明朝的“抢人”大战：吏部比你还着急
想搞明白明朝的进士为什么这么金贵，得先看看老朱家那本用人账。
从朱元璋那会儿定下规矩，想当官，正经路子就一条：科举。
别的门路，像举荐、荫庇，那都是旁门左道，上不了台面，也走不远。
这就叫“利出一孔”，把全天下的聪明脑袋都往这条道上赶。
道是有了，可这道窄得吓人。
三年才考一次会试，一次也就收个两三百人。
掰着指头算算，平均一年，能给国家贡献的新进士，也就一百来号人。
可大明朝这台机器需要多少零件呢？
两京十三个省，府、州、县加起来一千多个单位，光是知县这个七品芝麻官，就有一千多个坑。
再往上数，知府、同知、通判，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里的各种官，再加上京城里六部九卿衙门里乌泱泱的人，整个文官队伍编制超过两万。
真正有实权、能办事的官，少说也得几千个。
这笔账，小学生都会算。
每年一百个新人，要去填几千个岗位的空缺，这漏斗眼儿也太小了。
更要命的是，这台官僚机器的新陈代谢速度快得惊人。
首先是考核，叫“京察”和“大计”，跟现在的绩效考核差不多，只不过更狠。
干得不好，被评为“不谨”、“贪酷”的，直接卷铺盖走人。
年纪大了，身体不行的，评个“老”、“病”，也得退休回家。
其次是“丁忧”制度，爹妈没了，不管你官多大，都得回家守孝，雷打不动三年。
这三板斧下来，官场上的人就像流水一样，今天东家上任，明天西家去职，位子空出来得特别快。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新科进士们还没从金榜题名的喜悦中回过神来，吏部的人已经拿着花名册，眼巴巴地等着给他们安排工作了。
吏部比他们自己都着急，因为各个衙门都在催着要人。
程序走得飞快，一点不含糊：
一甲那三位，状元、榜眼、探花，不用说了，直接进翰林院，那是给皇帝当秘书、给太子当老师的地方，未来的内-阁大学士基本都从这儿出来。
二甲的进士们，一大批人直接分到中央六部去“观政”，说白了就是实习。
这实习期短得很，快的半年，慢的一年，立马就能转正，授个正七品主事，成了中央部委的正式干部。
三甲的同进士，虽然名次靠后点，但待遇也不差。
吏部直接一纸公文，派到地方上去当知县。
别小看这七品知县，那是一方父母官，手握一县的行政、司法、财政大权，是真正的实权派。
所以在大明，一个读书人只要考中了进士，就等于拿到了人生的快车票，从考场到官场，无缝衔接，中间不带停的。
大清朝的“停车场”：官帽满天飞，就是落不到你头上
清朝入关，几乎是把明朝的制度原封不动地搬了过来，科举取士的名额也差不多。
按理说，清朝的进士也该是同样的风光。
可从康熙爷的中后期开始，这风向就变了。
新科进士们发现，那张写着自己名字的杏黄榜，好像没那么管用了。
中了进士，你得先去吏部报个到，然后呢？
然后就没然后了，回家等着吧。
这一等，平均得七八年，等到胡子都白了还没补上缺的大有人在。
好好的“快车道”，怎么就变成了望不到头的“大停车场”？
原因很简单，大清朝当官的路，不再是科举这一条独木桥了。
旁边修了好几条高速公路和VIP通道，各种各样的人都往官场里挤。
第一条道，是给八旗子弟留的“内部通道”。
人家是统治民族，天生就有当官的权利。
除了专门给他们开的科举，还有什么笔帖式、官学、宗学、内书房，五花八门的路子都能进官场。
这帮人，不用头悬梁锥刺股地去跟天下读书人死磕，轻轻松松就能占据大量职位，尤其是京城里那些钱多事少离家近的肥缺。
汉人进士想在北京当个官，难于上青天。
第二条道，更直接，拿钱砸出来的“钞能力通道”。
这就是捐官。
花钱买官这事历朝历代都有，但没哪个朝代像清朝这么明目张胆、规模浩大。
你别以为捐的官都是些虚头巴脑的荣誉称号。
清朝的捐纳，是直接给你一个实授官职的候补资格。
从县丞、主簿，到知县、知府，甚至道台、藩台，全都是明码标价。
雍正朝最出名的三个总督，李卫、鄂尔泰、田文镜，没一个正儿八经的进士。
李卫是花钱买的员外郎，田文镜是监生出身，后来也是靠捐纳起家。
这事要搁在“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大明朝，简直是天方夜谭。
到了乾隆年间，捐个二十石米就能换个县丞的候补资格。
等嘉庆、道光的时候，国库空虚，朝廷更是敞开了卖官。
到后来，全国在吏部注册等着补缺的捐纳人员，竟然有二十二万之多！
你想想那个场面，三年一次考出来的两三百个进士，扔进这二十多万人的大池子里，能翻起多大个浪花？
他们就像是规规矩矩排队的乘客，眼睁睁看着一批批有特权的、有钱的，从旁边加塞、插队，把车都开走了，自己却只能在原地苦等。
绝望中的那道窄门：“老虎班”的最后机会
在这种一眼望不到头的等待中，正途出身的进士们，反倒成了最尴尬的一群人。
论出身，他们比不过八旗贵胄；论财力，他们拼不过那些一掷千金的富商。
漫长的等待，把他们的锐气、才华和理想，一点点消磨干净。
很多人在京城租个小破屋，靠给别人当家庭教师或者卖字画糊口，最后穷困潦倒，客死他乡，到死都没穿上那身梦想中的官袍。
当然，清廷也给这帮天之骄子留了最后一点体面，算是一条“应急车道”——那就是“朝考”和庶吉士制度。
新科进士放榜之后，不是就完事了，还得进宫里再考一次，皇帝亲自监考，这叫“朝考”。
朝考成绩最好的那一拨人，会被选为“庶吉士”，进翰林院继续学习深造。
这帮人可就厉害了，被称为“储相”，也就是未来的宰相候选人，当时人送外号“老虎班”。
一旦进了这个“老虎班”，命运立马反转。
三年学习期满，叫“散馆”，一散馆，根本不用等，逢缺就补，甚至破格提拔。
晚清的曾国藩，道光十八年的进士，考完就选上了庶吉士，散馆后直接授翰林院检讨，从此官运亨通。
鲁迅的爷爷周福清，同治十年的进士，也是靠着庶吉士的身份，很快就外放江西当了知县。
可庶吉士的名额太少了，每次也就几十个，对于几百名进士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绝大多数人，还是得回到吏部那个巨大的“停车场”里，继续遥遥无期地等待。
乾隆四十四年，一个叫赵翼的读书人，七十三岁了，才补上一个镇安知府的实缺。
从他二十六岁中进士那天算起，中间隔了快五十年。
他拿到委任状的那天，看着自己满头的白发，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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