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的北京，天灰得很早。
朝内大街一栋老式民居的窗帘拉得紧紧的。
屋里没开灯，只有书桌上的一盏小台灯亮着。
风从木窗缝里灌进来，吹得桌上的笔记本哗哗响。
那本子很厚，封皮早就磨得发白。
最后几页是空白的。
就在那天早上，关露写下了八个字：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写完，她没犹豫，吞下了准备好的安眠药。
那时候她已经75岁，脑血栓反复折磨，身体一天天不听使唤。
她不想被人看到老去的样子。
也没人知道，她已经计划这件事很久了。
可真正让那天变得不同寻常的，不是她的离开，而是十一天后。
追悼会上来了很多人。
可谁也没料到，签到册前站着一个穿着旧呢子大衣的老人。
他拿出一支掉漆的派克钢笔，慢慢写下三个字：王炳南。
这支笔，是关露年轻时送给他的。
他一直带着，从没扔过。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故事要从更早说起。
关露，原名胡寿楣，1907年出生在河北宣化一个老派官僚家庭。
父亲早逝，家境骤然变差，母亲靠绣花和教书撑起一家人。
她的母亲不是普通人，是旅宁女子中学最早的毕业生之一，读书识字、写得一手好字，还会讲《史记》和《左传》。
关露从小被这样一个母亲拉扯大，八岁就开始背诗文，还学刺绣。
那种从骨子里带出来的耐性和韧劲，是后来几十年地下工作中最关键的本事。
她的字，一直到老了手都抖，还写得一板一眼。
20年代，她先是在南京美专学艺术，后来转去上海法科大学学法律，又改去中央大学读文学。
她不是那种只读书不问事的人。
那时候全国到处都是罢课抗议，沈钧儒在上海主讲，台下坐着一群眼睛亮亮的年轻人，关露也在其中。
她最早写诗，是给工人夜校编教材的时候。
简单，直接，带情绪。1931年“九一八”之后，她加入“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在上海跑工厂、办夜校，教识字、发传单，甚至还组织女工搞文艺演出。
那会儿，地下活动危险得很，常有人一觉醒来人就不见了。
1932年，她成了左联一员，和艾青、穆木天、柳倩一起搞诗歌。
她写的诗不温柔，句子像刀子一样。
有人评价她“泄愤式写作”，其实她自己心里清楚，那是她唯一能留下的东西。
1938年，她在延安遇见王炳南。
两人认识不到一周就互换了照片。
王炳南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代表，后来成了新中国第一任驻德大使。
可那时候他们只是两个年轻人，在战火中偶然靠近。
可这段感情太短了。
因为工作安排，两人很快分开。
战后见面时，王炳南只寄来一封信，说“断绝一切关系”。
关露没回信，也没再结婚。
她一直把那张照片留着，放在书桌抽屉最里面。
那支派克笔，也是那时候她买给他的。
最危险的任务，是1939年以后。
她以“被收编”的身份潜伏在李士群身边，李是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
那时候潘汉年对她说：“有人说你是汉奸，不要解释。”她照做了。
从此外界再也没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她在《女声》杂志当编辑，表面上写些女性话题，实则夹带大量隐喻，向组织传递敌情。
她会用“女权”话题引出对男权社会的讽刺，用“家政建议”夹带对沦陷区生活的真实描述。
她的文章里每一个标点都经过推敲。
写完后，她会自己改三四遍。
抗战胜利后，她主动联系新四军。
调往苏北盐埠中学教书，再调去苏北建设大学，最后去了大连的苏联新闻局。
她不再写诗，开始翻译资料，做工厂调查，和工人一起吃住。
有一阵子她常穿蓝布工作服，跟工人一起下车间。
有人以为她是普通翻译，没人知道她写过几十万字的诗和小说。
1955年肃反运动爆发，她因为与潘汉年案牵连被捕。
关在功德林监狱，那里条件极差。
她患上关节炎，精神也开始出现问题。
她曾在一份材料里写：“我不是疯子，我只是太清楚自己到底是谁。”
狱中她写了几十万字交代材料，记录的不仅是“问题”，也有她完整的革命经历。
没有人催她写，她自己主动要笔纸。
她说：“我要让人知道我不是白活一场。”
1957年她获释。
之后几十年，她很少公开露面。
只在一些文学单位里做些编辑、翻译的工作。
她的作品也不再发表。
只有偶尔有人提起，说起“那个写诗的关露”，大家才会想起她还活着。
到了1982年，组织正式为她平反。
她没说什么，只是把那本厚厚的笔记本拿出来，继续写点东西。
她不太爱说话了，身体也不太好，常常坐在书桌前发呆。
有一次她对保姆说：“老了也要体面。”保姆没在意。
12月5日那天，保姆出门买菜。
回来时，屋里很安静。
本子翻到倒数第三页，台灯还亮着，桌上那张合影放得正中间。
她走得很安静，连水杯都没动过。
十一天后，王炳南出现在追悼会上。
谁也没跟他说话，他也没说话。
他只是写了名字，然后把那支旧派克笔放在了签到册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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