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春末，天气说不上好，天阴沉着，不时有风卷着湿气往骨头缝里钻。
张体学趴在泥水里，脸朝下，浑身湿透，喘气都带着稀泥味儿。
他身后不远，是一队刚刚从树林里追出来的日军，领头的军官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田埂上的老汉抢了风头。
“太君，这狗东西赌光了家产，回来还想骗我地契！”
说着，老汉拿着草鞋底子就往他背上抽，力气不大，但声音够响。
日军驻足看了几秒，翻译官冷冷丢下一句：“滚远点 别碍事。”然后带着人转身继续往前搜。
张体学没吭声 直到脚步声彻底远去，才听见老汉低声说：“快走，东边山坳有人。”
他回头看了一眼，老汉已经扭头继续薅草 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事儿后来没人再提。
张体学也没问老汉姓什么 家在哪。
可对他来说，那一脚踹进泥田的，不是羞辱，是命。
那是1940年，他带着独立团在鄂东山区活动。
当时敌人扫荡频繁，乡亲见了穿军装的就绕道走。
新四军虽然纪律严明，可在老百姓眼里，谁都怕惹来鬼子。
可张体学不怕这个。
他带头帮老乡挑水 劈柴，见了人就打招呼，老人叫大爷大娘，小孩摸头逗一逗。
时间长了，村里人心里有数：这支队伍不抢 不骂 是真打鬼子的。
可信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那天侦察时被发现，是因为望远镜反光。
他和警卫员分头跑，逃进松林，前头就是水田，没路了。
看到田埂上有个人，他顾不上多想 就冲过去。
“我是新四军，后头有鬼子，救我一命！”
换作别人，大概会犹豫个几秒。
可那老汉头都没抬，抬脚就把他踹了进去。
动作太自然，好像真的是看见了个不肖儿子。
这不是第一次张体学遇到生死关头。
他17岁那年加入红军，第一次打仗就在潢光战役，带着一群儿童团的小鬼给红军送信、放哨、带路，硬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周旋了好几天。
后来红二十五军北上，他所在的独立营被困在皖西北，改编成红八十四师，再合并成红二十八军。
张体学当时不过二十出头，就已经是首长的警卫兼交通员了。
1933年一次突围，他被派去保管军费。
敌人突然包围了军部，混乱中他与部队失联，直到第四天才找到归队。
公款一分不少。
他没说自己怎么躲过来的，只说：“任务没丢。”
从那以后，没人再把他当孩子看。
再往后，1938年他带队到鄂东时，只有几十人 几十条枪。
敌人多，地形复杂，走一遭要命。
可他把队伍带起来了，从几十人干到了上千人的独立团。
他那个炊事班的大娘，有次看见队伍开始穿国民党的军装，拿着火钳就冲他吼：“穿这乌龟壳子，跟当叛徒有啥区别！”
张体学没生气。
他脱下军装，围上围裙：“那我现在是炊事员，还是团长？”
大娘愣了一下 笑了。
他接着说：“心里是红的，穿啥不重要。”
这不是哄人，是他真这么信。
他从不拿身份压人，哪怕当了湖北省长，也常常一个人穿布鞋下乡。
有一次他去鄂西恩施调研，住在农户家，一个半月走了六百多里，和老乡一起吃苞谷饼 睡木板床。
回来就拍板修五宜公路。
通车那天，老百姓挑着山货站在路边看车，眼里全是光。
“这辈子总算见着这铁疙瘩了。”一个老汉边说边抹眼泪。
张体学干水利也不马虎。
丹江口工程那会儿，他半夜查工棚，看见民工睡在透风的草棚里，当场就骂干部：“人家跟着咱干活，冻出病你担得起吗？”
几天后，十万民工住进了油毛毡棚。
再过几天，两千多双胶鞋送上了工地——因为他亲自跳进冰水里挖渠，谁也不敢再装看不见。
可不是所有时候他都能做主。
1966年，王任重被揪斗，造反派逼他表态，说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
张体学说：“中央还没定性，我不能乱说话。”
这话传出去，第二天他自己也被揪了。
满街墙上写着“斗倒张体学”的标语。
他被关了起来，后来还是周总理出面，才把他接到北京暂避风头。
1968年他被安排回湖北，任省革委副主任。
但没实权，只能带着两个老同事去各单位作检讨。
可他不甘心，就趁隙约了长江流域办公室的人勘察葛洲坝工程。
那是1969年3月。
他说：“三峡的事不能再拖。”
年底中央批复，同意上马。
不久后，葛洲坝正式动工。
1973年，张体学因病去世，年仅58岁。
骨灰运回黄冈那天，沿路站满了人。
有人说：“这才是咱们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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