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下旬，北纬三十一度的南京还带着湿冷，蒋介石在官邸里握着最新一份作战电报，眉心紧蹙。正是这一天，驻美“考察”的卫立煌夫妇乘船抵达上海外滩。岸边汽笛声此起彼伏，信使挤进人群，把署名“总统府”的急电塞进卫立煌手里，要求他连夜赴宁。电话那头只说一句：“战局紧，速回。”
从淞沪线到金陵大道不过三百公里，却被卫立煌走出了漫长的味道。车窗外苇草枯黄，他脑子里尽是抗战末期在东北短暂停留的情景——那条南北大铁路，如今大半已断。刚下车，他甚至来不及换冬装，就被直接带进蒋介石书房。
停在壁炉旁的那张沙发只留给了卫立煌一个选择。蒋介石开门见山，语速很快：“东北形势坏到极点，陈诚撑不住，你去。”短短一句，把所有铺垫、商量、余地全部省了。屋里只有木柴爆裂的轻响。
卫立煌没有立刻答话，他的顾虑不全在战场。赴美前，他已隐约感到高层对内战的乐观并不可靠，此刻再看电报，果然印证。陈诚的病情真假难辨，东北军队番号混乱，兵源不足二十万，而解放军已控制铁路与粮秣。数据冷冰冰摆在那儿，仗几乎没法打。
当晚，国防部作战厅少将主任奉命登门，列数字、画简图，想替蒋介石做最后推销。卫立煌问了一个看似无关的细节：“沈阳到锦州的补给线日运量多少？”少将愣住，支吾答不上。卫立煌心里更凉——作战厅连后勤都不了解，谈什么逆转。
两天后，蒋介石接连派张群、顾祝同等人游说，但效果有限。此时最焦急的反而是美国顾问团，因为杜鲁门政府已多次提醒国民党，若东北丢失，美援将有重大调整。蒋介石再退无路，他决定直接用舆论封堵卫立煌的退路。1948年1月27日，南京各大晨报头版刊出《卫立煌任东北剿匪总司令》，没有征询，只有既定事实。
消息传到上海寓所，韩权华气得摔下茶盏，那句“让你去当替死鬼啊”脱口而出。夫妻俩结婚十余年，很少红脸，这一次却爆发了。她知道丈夫一向沉稳，可也看得出局势已是败象。卫立煌沉默半晌，只说：“命令已下，不去更死。”
30日中午，总统府宴请，宋美龄负责安抚夫人，蒋介石则软硬兼施。席间一句低声对话被侍从记下：“俊如，东北只能靠你。”卫立煌只是摇头：“此局，无兵难战。”蒋介石答应增援五个军、优先补给，并保证“战败不究”。话说得漂亮，承诺却没有白纸黑字。
1948年2月初，卫立煌抵北平，与傅作义对表战况。两人都是旧识，心照不宣：华北铁路被截，增援根本发不过去。3日清晨，卫立煌飞抵沈阳，大雪封跑道，陈诚亲迎。交接当天，仓库里只剩不到一周口粮，机场油料干到红线，野战军已越过辽河。
一个多月里，卫立煌将分散部队尽量集中，筹划突围，却始终凑不齐能机动作战的编成。9月初，锦州被围；10月，辽西战役失利；11月1日，沈阳守军自行溃散。卫立煌乘C-47夜航北平，途中差点被流弹击中。外界多以为他弃城先走，其实是遭空军强行押走。
北平机场灯还没熄，蒋介石的急电已到：“就地收押，听候查办。”傅作义权衡再三，没有立刻执行，但也未放人离开。卫立煌被软禁在西山，报纸舆论一边倒指责他“临阵脱逃”。几年后解禁时，他给友人写信，只一句：“败局早定，非个人可挽。”令人无言。
卫立煌此后再未染指军政重务。韩权华回忆那段日子，常用叹词开头：“可惜——”随后便闭口。她不是军事行家，却早看透官场逻辑：当一场注定失利的战役需要责任人时，最合适的人往往正是那个“好说话”的老将。
蒋介石对外宣称“军事失败归参谋疏失”，对内却默默认定转移责任。东北失守，国民党在大陆的支点断了半壁。卫立煌的被迫上任，不过是一块最后的遮羞布，撕开后，再无人愿替最高统帅背锅。
1959年，台湾当局解除对卫立煌的监视，这位西北名将已到花甲。他偶尔与旧部通函，只谈家常，绝不提东北。有人劝他写回忆录，他摆手：“那些档案，比文字准确。”世事至此，尘埃落定，却留下一个硬邦邦的现实——真正的败因，从来不是某一个将领，而是那条从南京延伸到沈阳、被政治分割得千疮百孔的补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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