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31日傍晚，临汾西门外的那所旧中学教室里，昏黄汽灯下的彩色幕布刚挂好，十几位年轻演员正抓紧最后一次走台。他们身上的棉军装打了补丁，脸上却写满兴奋——“今晚是春节，得让前线的弟兄们乐一乐。”有人低声提醒队友。此时谁也没料到，几公里外的第十四集团军司令部里，卫立煌已经发动汽车，准备“踩点”观众席。
临汾城自忻口会战后一直紧张，日军沿同蒲铁路南压，炮声偶尔还能传进城内。大后方缺衣少药，却挡不住年轻人搭台唱戏的热情。西北战地服务团刚到，行李没落地就开始排练《八百壮士》。短短两天，道具是门板改的碉堡，探照灯干脆用汽灯替。临时舞台前排摆了几张长条桌，按照计划，朱德、彭德怀要在这里接待友军——谁也不知道卫立煌竟会带着副官不请自来。
故事还得往前翻半月。1月中旬的洛阳，蒋介石临时召集第一、二战区高级将领开会。会议室里只有一张长桌，蒋介石说，别人听。会后，多数人匆匆散去，气氛称不上融洽。可就在从洛阳返回临汾的火车上，朱德与卫立煌挤在同一包厢，共同的湖北口音让话题很快打开。两位昔日的“对手”讨论最多的不是往日恩怨，而是下一步怎么堵住日军的钢轨。
几天后的夜里，卫立煌饭后散步，推门误闯徐向前住处。两人回忆起1932年冯寿二那场围歼战。徐向前调侃：“卫总司令那次跑得够快。”卫立煌摆手：“差两百公尺就成俘虏，我哪有脸自夸！”轻松的笑声冲淡了此前的隔阂，也为临汾城里这场特殊的春节联欢埋下伏笔。
31日下午，八路军办事处贴出手写海报：欢迎友军共庆新春。朱德考虑周全，安排座位时特意把卫立煌放在中间，还空出右侧椅子给彭德怀，左侧则留给服务团代表。舞台旁边摆着一小块地毯当“贵宾区”，可见场地简陋。
汽车在校门口嘎然停下，卫立煌一脚跨出车门，笑着对副官说句“走，看看八路军的把式”。他并未携带随从枪械，这在彼时的国民党高层并不常见。朱德迎上前，两人握手，“玉阶兄，新年好！”“卫司令，新春大吉！”短短一句对话，被身后演员偷偷记了下来。
欢迎词结束后，卫立煌站到讲台中央，没有稿子。“诸位同志，抗战是存亡大事。这两年官兵死伤无数，可咱们中国人还有戏看，还有兵打，这点就够了。”语气朴素，场内却鼓起掌声。几位八路军干部互相点头，显然对这种直白风格颇有好感。
演出开始。先是活报剧《八百壮士》，演员扛着木制机枪冲上“废墟”，脚下扬起灰尘，台下有人忍不住低声嘲笑“道具太假”。可剧情推进到炸药包最后引爆，全场突然安静，几名观众眼角已经泛红。接着一段秧歌《全民总动员》，锣鼓点紧凑，观众情绪随之高涨。对于这群久在前线的士兵来说，即使粗糙，也是一针强心剂。
卫立煌看得入神，偏头问朱德：“这些娃娃是哪里招来的？”朱德回答：“大多是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的学生。”卫立煌继续追问：“一个月多少钱？”“每人一块津贴，和普通战士一样。”朱德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卫立煌若有所思，没再说话。
演出刚演到快板书，服务团记者赵荣声端着照相机，对准舞台按下快门。闪光的一刻，让卫立煌突然开口：“玉阶兄，有没有兴趣借我几名像样的文艺骨干？我也想在部队里搞点气氛。”朱德笑着回应：“人才不怕流动，只要对抗战有利。”于是，朱德把赵荣声叫到两人面前，简单询问后，点头同意。赵荣声跟着卫立煌走出礼堂，成了第十四集团军“破天荒”的秘书兼文工队指导。这一决定，后来被视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第一次“输出”。
临汾一夜无风。零点前，演出结束，演员带着汗水谢幕。卫立煌返程时对副官说：“人心要动，得靠这些细活儿，光靠督战队是死路。”副官默不作声，似懂非懂。翌日，卫立煌在司令部发布口头指令：筹建战地服务队，抽调年轻军官十名，另从各团推荐文化程度较高的士兵若干。文件没写原因，却写明“参照八路军经验”六个字。
同蒲路南段炮火仍在，临汾余音却多了锣鼓。有人评价，卫立煌要人不是为了“收编”，而是要借一面镜子，照见中央军最缺的那股精气神。此后，第十四集团军的政治训练由每月一次改为每周一次，教案赫然出现“官兵一致”“军民联合”等条目。不可否认，真正学得多深另当别论，但起码开了个头。
如果把这场拜年视作一次普通的春节活动，意义确实有限；可在1938年的背景里，它隐藏了战场另一条战线——思想动员。枪炮之外的较量，从那天晚上摆起那块临时舞台开始，正悄悄改变一些国民党军官对“政治工作”三个字的看法。卫立煌、朱德以及那群被称为“战地艺人”的年轻人，各自走上了后来的路，却因为这一夜的灯光，有了片刻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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