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的一天傍晚，北京的风带着薄雪穿过中南海厚重的宫墙。菊香书屋里，炉火正旺，毛泽东放下刚批完的文件，抬头看向身旁的老人——仇鳌。交谈已近两小时，工作人员端上的茶水渐凉，仇鳌还是迟迟点头不下。听他再一次推辞新中国政府职位，毛泽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去开会嘛，不喜欢听就走。”房间一阵笑声，但谁都知道，这并非第一次听到仇老的婉拒，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灯火的影子摇曳，思绪被拉回二十八年前的长沙。1921年春，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忙着筹建“湖南自修大学”，经费捉襟见肘。那天夜里，几人叩开文星桥五号的大门，主人正是仇鳌。听完来意，他当即在账本上划去自用开销，每月拨出四百银元，又掏出私人积蓄，一口气凑了几千大洋。字也不假手旁人，他亲挥“湖南自修大学”六个大字。屋外细雨淅沥，屋内热茶冒着白雾，年轻的毛润之在灯下频频点头，眼神里透着难得的轻松。
仇鳌年长十四岁，却乐于与这群热血青年同桌而坐。晚间常有十几个人挤进他家堂屋，刘庄先煮好的姜盐芝麻豆子茶一碗接一碗，毛泽东喝得最快，总要续上第五碗。至今回忆，那股带姜辣味的咸香仍让毛泽东津津乐道。
时间很快走到了1926年。“三一八惨案”震动北平，子弹穿透旗帜，也击中仇鳌的耐性。他先是撰文痛斥段祺瑞政府，接着主持追悼会，字字句句火药味十足。湖南军阀不能容他，1927年“共党名单”里赫然出现仇鳌三字。邻居翻墙递梯，他才得以脱身。毛泽东彼时已在武汉，听闻消息，立刻托人带信一句慰问：“老兄，珍重。”
抗战期间，南京中央急于“笼络贤士”，蒋介石送来厚礼聘书，邀请仇鳌出任“两湖监察使”。信件同聘金一起，被原封不动退回。第二封电报又到长沙，依旧石沉大海。有人问他为何不接，“我这把年纪，再去给独裁站台，良心要搅得睡不着。”一句话堵住了游说者的嘴。
1949年夏，人民解放军逼近长江，白崇禧麾下五十万大军盘踞两湖。仇鳌往返于武汉、长沙，与白崇禧、程潜多次面谈。白崇禧执意死守，谈话不欢而散；程潜却被劝动，最终宣布起义。湖南的枪声由此按下了暂停键。电报飞抵北平，毛泽东阅后批复：“请亦山（仇鳌字）赴京，共襄国是。”
老先生犹豫再三，回电自嘲“半肺残躯，愿局林泉”。毛泽东转而写信：“不为官也可，相见而已。”语气亲切，仇鳌这才踏上北上的火车。进站那天，李维汉、田家英站在月台，递来毛主席口信：“想吃麻菌就说话。”一句家乡俚语，暖得老人眼眶发红。
次年二月，毛泽东出访莫斯科返京，再邀仇鳌商谈国家人才问题。谈兴正浓时，毛泽东突然提出让他挂职中南军委参事室主任。仇鳌再次摆手：“恐误大事。”这才有了菊香书屋那句半带戏谑的“你去开会嘛”。最终，他还是答应了，只要求“只管出主意，不批公文”。
1950年秋，美军逼近鸭绿江，中央数次会议仍无定论。毛泽东把仇鳌请到书屋，想听听这位有着跨洋阅历的老读书人观点。老人稳稳端坐，提出“派自愿者出国名正言顺”之策。毛泽东灵机一动，把“自愿军”改作“志愿军”，很快写进机密电报。这个提法后来被写进对外公报，也成为抗美援朝的法律支撑点。
时间推到1957年端午，仇鳌突发高烧，住进北京胸科医院。医生主张再次开刀，毛泽东担心风险，专程前去征询。“刀开得过来最好，刀不开也憋得难受。”老人轻描淡写。手术顺利，毛泽东批示每月补助三百元，并嘱人常送燕窝、银耳。照片里，毛泽东扶他坐在藤椅上，自己随意站在侧后，一句题词简短：“山高水长”。
1965年夏，仇府院里枣树新结小青果。那天毛泽东前来小坐，两人相视无言，看树影摇动便知日子已不多。送别时，仇鳌在门前拱手：“润之，保重。”毛泽东挥了挥手，没有回头，只留下简单一句：“好好活。”
两年后，仇鳌辞世。整理遗物的人发现，书桌抽屉最上面是一张发黄的列车票——湖南赴京的那一张。背面写着四个字：“不忘初心”。五十年里，他拒官不拒事，拒利不拒义；一次次推开权位，却从未推开责任。在新旧中国的交替年代，这位湖南老儒生选择了最难的道路，却走得风轻云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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