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那个给大明王朝掌了十年方向盘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了，年轻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给足了哀荣，追赠上柱国，赐谥“文忠”，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圆满，可谁知道，这不过是狂风暴雨来临前的一点点宁静，一场针对这位铁腕改革者的清算，早就在暗地里酝酿了。
张居正的权力巅峰，也不是从万历一上台就开始的，隆庆皇帝走后，内阁的老大本来是高拱，正是当时还是二把手的张居正，联合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抓住了高拱说话的漏洞，一下子就把他扳倒，自己才坐上了那个位置，从那以后，他跟深宫里支持改革的李太后、还有代替皇帝批红字的冯保，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政治铁三角，开启了影响深远的“万历新政”。
有李太后在背后撑腰，张居正用着帝师的身份，干的却是摄政的活儿，他大刀阔斧在全国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让常年亏空的国库变得鼓鼓囊囊，他又整顿吏治，严格推行“考成法”，让死气沉沉的官场一下子有了活力，这些改革能推下去，固然是他有手腕有魄力，但也离不开当时皇权的高度集中和支持，还有不少地方官僚的有效执行。
改革挖得越深，遇到的阻力就越大，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规矩他应该回家守孝，可改革正到关键时候，李太后和万历皇帝就是不放人，史料里说，张居正自己也上书了好几次请求回家，但李太后用“皇帝年纪小，天下事都指望你”给顶了回去，最后，在皇权的巨大压力和延续改革的念头下，他选择了**“夺情”留任**，这件事一下就点燃了文官集团的火药桶，后来对那些激烈反对者的廷杖处罚，虽然是万历皇帝批准的，却让张居正和整个官僚系统的对立越来越尖锐。
张居正的去世，成了所有矛盾的引爆点，他以前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冯保，很快就在万历十年底被罢官，发配到南京闲住了，清算的大网，就从这里开始慢慢收紧，到了万历十二年，在言官们一天接一天的弹劾下，万历皇帝终于下了那道彻底清算的圣旨，夺走张居正生前所有的官爵封号，还要抄没他的家产。
奉旨抄家的官员们像饿狼一样扑过去，核心目的就是追缴传说中张家藏起来的巨额财富，为了这个，他们对张家的成年男人用尽了残酷的讯问和刑罚，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和羞辱，在家里写下血书，痛斥办案官员的狠毒，也为父亲的清白辩解，然后，他上吊自尽，用生命做了最后的抗争。
张敬修的死并没有让抄家停下来，为了逼张家交出所谓的“赃款”，办案官员竟然下令把张府的大门封死，断绝了内外的一切供给，根据谈迁在《国榷》这些史书里的记载，这场人为制造的饥荒，最终导致张府里大约十七口人活活饿死，其中大多是老弱妇孺，曾经权倾朝野的相国府第，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的凄惨结局。
扳倒了张居正这座“大山”，万历皇帝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大权独揽，张居正的铁腕压制一消失，明朝官僚体系里根深蒂固的党争和派系斗争迅速死灰复燃，文官集团并不是刻意结成统一战线来“制衡皇权”，而是各自依据自己的儒家观念、祖宗法度以及小团体的利益，在朝堂上互相攻击，这种情况在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万历皇帝想立自己宠爱的郑贵妃的儿子当太子，结果遭到了文官集团长达十几年的集体抵制。
面对这种失控的局面，万历皇帝的挫败感一天比一天强，其实早在万历十四年，他就开始频繁用“脚有病”之类的健康问题当借口不上朝了，这背后，既有他常年被病痛折磨的身体原因，更有他对朝政事务的长期厌倦，以及对官僚体系低效内耗的极度失望，“国本之争”的僵局，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促使他用了一种极端的方式，长达近三十年的怠政，他不再上朝，不批奏章，官员有空缺也不补，就用这种消极的方式，表达着对整个文官系统的无声抗议，他用一场残酷的政治清算，发泄了自己少年时代被严厉管束的压抑，却也亲手埋葬了大明王朝最后一次实现中兴的可能，不知道几十年后，当帝国的边防在后金的铁蹄下土崩瓦解，这位久居深宫、早已对天下事心灰意冷的皇帝，是否会想起，这个帝国曾因他老师的改革而迎来过短暂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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