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的长辛店，北风刮进帐篷缝隙，席力正对着一摞刚打印的苏制射表犯难。“少校同志，只需照公式计算。”苏军大尉季米特连科轻飘飘丢下一句，转身走向测地仪。那一刻，年轻参谋第一次意识到：要想把导弹握在自己手里，先得搞懂这些被遮掩的坐标与诸元。
追溯到十四年前，冀中平原正遭受日军“三光”摧残。1942年，17岁的席力在晋察冀第八中学被迫散学，回到礼灿村教书。教室残破，他却把几何定理画得满黑板，乡亲们私下议论“这孩子将来不是教员能束缚得了的”。
1944年冬，晋中七分区缺文化教员，他背着书本参军。白天在团部讲解弹道三角，夜里扛着炸药包跟班作战。有意思的是，连队里流行一句顺口溜：“枪响后先算角度的，是席教员。”战争的残酷和课堂的理性在他身上奇怪地融合。
1945年秋，晋察冀北方分局成立城市工作部。刘仁点名要几个“能写能算”的学生去北平做地下联络。席力第一次走进刘仁办公室，听到那句承诺——“等打完仗，我送你上大学”——原本紧张的他顿时放松。后来形势突变，北平书店计划泡汤，他被送到张家口工业学校。半年时间，他啃完解析几何与理论力学，老师感叹课代表都追不上他的演算速度。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华北炮兵团急需懂数学的人。席力以教员身份进团，却常被拉到火线校射。“把炮口再抬0.2度！”他挥手喊，炮声震得耳膜发痛。那年冬天，他摸索出的简化射表让团里省下上千发校射弹，这份成绩被递到华北炮兵司令部的案头。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炮校重新组建。数学主任教员的空缺摆在桌面，院长一句话：“让那个算得快的小伙子来。”1954年，席力又去沈阳高级炮校深造，接触了苏军最新仪器。回京后，他被任命为射击系副主任，一同返校的还有一车体积庞大的声测、光测装备。
不久，苏军仪器营抵达中国。根据协议，中方须挑一名军官全程对接。炮兵司令部挑来挑去，把人选定在席力身上。原因简单——他懂俄语、懂数学，还最不怕啃枯燥数据。对接开始三周，他发现苏军只提供计算步骤，从不解释来源。越研究，他越确定：如果核心参数一直掌握在别人口袋里，我军导弹就是“半拉子工程”。
1956年初冬，他带着几名青年教官住进图书室，翻译了厚厚一摞俄文资料，再把苏军摇头不答的问题拆成若干物理模型，逐条推导。最难的球面三角部分，计算量堆到屋里。有人回忆：“席主任一抬头，眼圈都是铅粉。”两个月后，他给向守志呈上一份中文射表草案。向守志反复校对后，只说了一句：“能不能再用野战条件验证？”席力点头，立刻组织靶场试射。气象条件、风偏修正、落点复测全部吻合，射表通过。
那年春天，向守志到宣化炮兵学院作报告。讲到科研精神时，他突然点名：“席力，让大家听听你的方法。”席力穿着旧棉衣上台，开口第一句却是：“我先说明公式的来历，再谈结果。”台下一阵轻笑，向守志却竖起大拇指。会后他对参谋说：“专业就该这样，说清楚来龙去脉，才能服人。”
值得一提的是，席力并非完人。他忙起研究来常忘记整理内务，鞋油滴在军裤上就匆匆上讲台。一次全院大会，向守志发现席力居然打瞌睡，身边警卫低声提醒：“报告！席主任睡着了！”将军扫了一眼，没有批评，等散会后才把人叫到走廊，“忙完再补觉，身体别垮。”寥寥几字，让旁听干部看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1958年初，政治风浪骤起。某些人盯上了席力的经历——年轻时给刘仁当过随从，被污称“旧日小圈子”。审查组计划把他押到西安。风声传到炮兵学院，向守志态度坚决：“席力研究的是国家核心技术，绝不能轻易动。”他亲自向上级作书面说明，强调席力对导弹射表的独立贡献。最终，席力保留下来，科研项目继续进行。
后来，席力团队将射表理论扩展到不同型号导弹，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资料解密后，部队内部总结：若当年没有那份国产化射表，中国第一代战略导弹的时间线至少要往后拖一年。时间一晃，长辛店老营房已经落锁，但当年的原始演算草纸仍被炮兵学院档案室珍藏。有人去翻看，上面密密麻麻的俄文、汉字和复杂曲线混杂在一起，角落里还能看到一行潦草批语——“公式必须吃透，不能只当搬运工”。
向守志离开炮兵系统后，有记者问他最欣赏的青年军官是谁，他沉吟片刻：“席力。技术过硬，脑子活，还肯钻。”短短一句回应，没有渲染，也不夸耀，却足够说明问题。
席力晚年不常接受采访，对那段经历只总结为两点：第一，射表必须自己算；第二，坐标不能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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