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北京朝阳区下毒杀害9只宠物狗和2只流浪猫案件一审宣判，嫌疑人张某因“投放危险物质罪”获刑4年。嫌疑人当庭上诉，虽然仍有变数，但已经释放出一个比较清晰的法治信号，并引发有关养狗的社会议题。
案件的一个核心争议在于“罪名”，案件最初以“故意毁坏财物”立案，经过当事人李女士的学习和努力，转变为以“投放危险物质罪”立案。很多律师主张“故意毁坏财物”更合适，比如侯和林律师认为：从主观故意、行为方式到危害结果，均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核心要件存在偏差。他认为：其一，主观上，犯罪指向宠物狗，而非不特定多数人，不存在危害人体健康或生命安全的故意；其二，客观上，儿童误捡食的概率也极低，并未形成对公众生命健康的现实危险；其三，从危害结果来看，事件最终仅造成9只宠物狗、2只流浪猫死亡，未出现任何人员伤亡，完全未触及“公共安全”这一核心法益。
但从公共安全角度看，这一立论并不能完全成立。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其没有主观伤人的故意，也没有造成人身伤害的后果。但我们需要明确几点：1、投放的是剧毒。氟乙酸钠是剧毒，是剧毒，曾经被用于鼠药，如今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2、嫌疑人投毒的区域。掺有剧毒的鸭脖被放在快递柜、儿童游乐区和车棚等公共区域，尤其是儿童游乐区，即便概率很小，仍然有儿童误食的风险。3、对公共环境造成显著危害。当剧毒物质进入人类生活的公共区域，产生的风险难以估量，比如被鸟类昆虫食用后，将剧毒物质带入周边的生态环境，土壤、动植物都可能携带剧毒物质，有的老人喜欢挖小区的野菜食用，有些剧毒物质随着鸟兽的活动范围扩散，造成难以估量的危险。
“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认定，不仅是主观上是否具有伤人的故意、结果上是否造成伤害，还包括对公共环境造成的风险提升。以鼠药为例，很多剧毒物质明令禁止作为鼠药，包括此案涉及的氟乙酸钠，因其有剧毒且可通过食物链二次传播，容易造成二次毒性。对鼠药的投放也有明确规定，比如必须使用专用毒饵盒(带锁或儿童无法开启)，禁止在食品加工场所、水源附近、儿童活动区投放，要求设置 "有毒危险" 明显标识，标注投放和清理时间，投放区域 3 日内禁止放养家禽、宠物。及时回收剩余毒饵和包装物，集中处理，防止二次污染，发现中毒动物应深埋或焚烧处理等。鼠药投放的规定，正是为了降低其对公共环境造成的潜在风险。而此案中，无论使用的剧毒物质、投放地点、投放方式均给小区造成明确的潜在风险，因此“投放危险物质罪”成立，根据情节较轻的3-10年量刑，也属合理。
从法理上来说，此案最大的意义并非围绕宠物，而是投毒。投毒造成的公共风险，才是本案的关键，不能因为我们爱狗或恨狗而忽视嫌疑人此举的危险性。这一判例与其说是对恨狗人的警示，不如说是对那些漠视公共安全行为的警示。
再延伸到关于宠物的社会议题。我想应该从不同层面来理解：1、养狗人士有义务拴狗绳，对于烈性犬和大型犬则更要严格遵守规定，禁养地区就不能养，也应有法律法规惩处。你遛狗不栓绳，爱犬给人造成恐惧，甚至被别人打，应由狗主人承担责任，甚至还要赔偿对方的损失；2、恨狗人士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在人家已经拴绳的情况下，你的恐惧和厌恶不构成伤害的理由。尤其是涉及公共安全的投毒行为，看似解气，实则愚蠢，而且可能造成公共危害，更是要杜绝。你可以不爱，但别伤害；3、爱狗人士应该遵循道德自律和行为准则。比如在乘电梯时遇到小孩子怕狗，能不能乘下一趟电梯，比如在遛狗的时候，除了栓绳，能不能别让狗狗在汽车旁撒尿，给别人的轮胎造成损害，比如狗狗拉了屎，能不能及时捡起丢弃，别弄得路上到处狗屎。
爱宠与恨宠的群体矛盾，最早的根源往往来自部分养宠人士的“放纵”，试想清早车主发现轮胎上有狗的尿渍，居民在小区里动不动踩雷，狗动不动狂吠，甚至有伤人行为，大家对于宠物（尤其是狗）的反感，并非针对“狗”，而是针对“人”。别总说“我们家狗不咬人”，赋予你家狗特权，就是在侵害其他人的权益。部分不文明养狗人士违反的是道德准则，即使违反了一些规定，其违反成本也较低，得不到相应的惩戒。久而久之，便积累了更多的恶感，最终这个风险却由所有养狗人士来承担，投毒、打狗的泛滥，让那些文明养狗的人士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最初的错不在狗，而在一些很“狗”的人。
反感养宠群体的人，虽然难以压抑心中的恶感，但只要要遵守规则，遇到侵害也用规则回击。遛狗不栓绳、随地大小便这种行为，直接给予还击，而不是暗戳戳地腹诽或投毒，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本案嫌疑人有投毒的勇气，却不敢精准打击，实在不堪。
随着原子化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宠物进入家庭。它们不仅是动物，甚至成为家庭成员，产生强烈的情感羁绊，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将心比心，爱宠人士规范自己的宠物行为，恨宠人士投入更多的理解与宽容，是宠物与人类群体共生的前提。法治层面，发生冲突时遵循程序正义，推动围绕宠物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生活层面，投入更多的理解和自律，不要让矛盾变成仇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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